原载于《理论探索》2023年第1期

〔摘要〕

推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立足新时代，我国社区基金会的高质量发展应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在党建引领、政策护航及制度支撑下，确保社区基金会朝正确方向深化推进；二是建立健全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以合理稳健的内外部治理结构深化巩固社区基金会之效能发挥；三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强化社区基金会的现代治理能力；四是借助现代科技力量，以“互联网+ ”助力社区基金会提质增效；五是注重横向交流与政企社跨界合作，实现社区基金会增能之效。

〔关键词〕

社区基金会，社区治理创新，治理结构，高质量发展

〔作者〕

原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副研究员、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惠园优秀青年学者”，石河子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援疆）。

推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社会（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社区基金会作为一种新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尽管诞生于百年前的美国，但近年来在我国基层治理实践中越来越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其“本地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本地解决方案”的核心特性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及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健全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与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等精神相契合。然而，作为西方“舶来品”的中国社区基金会，如何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切实推进其本土化高质量发展，既是当前学界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也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大现实难题。立足新时代，本研究认为，具有枢纽型功能的社区基金会也应与时俱进，着力从党和政府的支持及制度支撑、建立健全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强化现代治理能力、借助现代科技力量提质增效、注重横向交流与政企社跨界合作等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在党建引领、政策护航及制度支撑下，确保社区基金会朝正确方向深化推进

党和政府的支持及制度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强劲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坚实后盾。作为“舶来品”的社区基金会，若要在中国获得本土化的快速发展，党和政府的引导与支持至关重要，制度支撑也不可缺少。

1.党建引领：保障社区基金会正确发展方向。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和“完善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与系列部署，为新时代我国社会组织的党建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当然，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社区基金会，其党建工作也不例外。实践中，鉴于当前我国社区基金会整体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但从基金会成立之初就嵌入党建工作，必将能引领其在日后发展壮大中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尤其是作为“舶来品”的社区基金会，其在本土化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系列“水土不服”的问题，如慈善理念、筹资模式、资助方式以及内部治理结构、运行体制、监管机制等。通过党建引领，可以有效建构起基金会党组织与其所在区域内基层政府、相关企业及其他要素多元共治的关系格局，助力社区基金会行稳致远。况且，当前我国正在深化推进社会组织党建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的全面转变。社区基金会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把牢政治方向，强化政治建设，提升党建质量。这就要求切实推进新成立的社区基金会与党组织同频共振，在注册登记、年检、评估、清理注销方面实现“四个同步”。这里以北京市首家社区基金会——北京市思诚社区公益基金会的党建工作为例进行分析。该基金会成立至今，其所在街道——朝阳门街道党工委长期给予指导，街道班子不仅多次组织专题学习研究社区基金会这一新生事物，而且结合街道区域特点开展“党建引领共建共享”等专题讨论，提议并引导基金会通过项目融入社区，并主动引入有关资源推进基金会的培育发展，特别是在基金会的前期筹备组建、场地人力、章程制定、资金筹措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在其发展初期就嵌入党建工作，保障其健康发展。

2.政策护航：加快社区基金会发展进度。在政策支持方面，近年来中央层面相继出台了系列相关政策鼓励与支持社区基金会的发展。2016年6月，民政部、发改委印发的《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鼓励在街道（乡镇）成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发挥管理服务协调作用，探索设立社区基金会”。这是在中央层面的官方文件中首次提出发展社区基金会。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再次将“设立社区基金会”写进中央文件，这标志着社区基金会在国内发展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与重视。同年12月，民政部出台《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也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社区发展基金会”。随后，上海、成都、南京等地皆根据当地实际出台了相关支持政策，社区基金会得到了蓬勃发展。根据笔者统计分析，仅2017年一年间全国就成立了51家社区基金会，且2015—2020年间全国共成立了约160家社区基金会。更进一步，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又一次明确“要求支持设立社区基金会等协作载体”，以不断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由此可见，党和政府对社区基金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很大。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底，我国已登记注册的各类社区基金会有218家，尤其是在上海、深圳、广州、成都、苏州等地发展较快，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如目前上海已成立了80多家、深圳成立了近40家社区基金会，且部分市区实现了街镇全覆盖。

与此同时，在上述政府重视及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资金、人才及场地等扶持力度也非同一般。尽管当前国内社区基金会发展驱动力有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大方面，但政府驱动力是最大的，无论在深圳、上海等东部发达地区，还是在成都、西安等中西部地区，均是如此。从根本上来说，政府驱动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资金、人才及场地等方面的直接支持，其中，资金支持是社区基金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不仅体现在社区基金会创立之初，更体现在后续发展之中。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上海80多家社区基金会中，政府驱动发起成立的数量占到七成以上，且部分社区基金会的原始注册最低资金200万元完全由政府财政设法全资捐赠。与此类似的是，成都现有的9家社区基金会中，8家也是政府通过区投资平台全资捐赠起步的。由此推知，政府资金支持在我国社区基金会发展壮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较于政府直接出资支持，近年来政府在资金支持方面发生了一些策略性的转变，以下三种方式较为常见：一是通过政府专项资金投入和保障。为培育和扶持社区基金会，政府既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岗位为社区基金会提供维持运营的基础人力保障，也可以通过“民生微实事”列支社区基金会运作经费，社区基金会再根据社区需求资助为社区提供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尤其是针对成立初期的社区基金会，部分地方政府除在人、财、物、政策、场地等方面直接给予支持外，甚至还会有个2～3年的跟踪培育期之类的支持。二是通过发展社区基金培育社区基金会，使其发展壮大。如在成都、南京等地，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大力发展社区基金，以孵化培育的形式促进社区基金的发展，进而达到社区治理的目的。当社区基金被成功孵化，即可进行组织形态转变——成立社区基金会。三是通过福彩公益金、专项扶持基金等行业支持型组织开展面向社区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及能力建设等，如在国内具有代表性的非营利性组织——上海浦东新区恩派公益基金会在北京培育发展了北京齐化社区公益基金会。当然，相较于前两种方式，这种通过行业性组织来支持的方式虽在近两三年才初露端倪，但也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发展迹象。

3.制度支撑：在党建引领与政策护航下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意味着要根据法治的精神来进行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来说，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而社区基金会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一种有益探索，是近年来我国推进基层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周如南、何立军等人从制度设计视角出发，认为转型时期社区基金会是解决社区治理难题、提高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和权力资源配置机制。同时，结合上文可知，目前社区基金会在国内发展已明确得到中央及地方政策的支持，但未来若要保持其稳定长效发展，还亟待探索出台社区基金会管理条例或发展办法等，为其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如尽快制定全国性的“社区基金会管理办法”，或者制定相关行业协会章程，以规范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对社区基金会的管理主体、责任、处罚标准、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助力社区基金会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换言之，这也是今后我国社区基金会持续稳健且快速发展的有力制度保障。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如社区基金会发展态势较好的成都市，2020年12月1日正式出台了《成都市社区发展治理促进条例》，其中明确规定“鼓励依法设立社区基金（会），按照规定接收和管理社会捐赠等，用于支持社区发展治理”。这就从制度层面为社区基金会的在地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这也表明，成都市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在前期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了明确的法律制度保障。另外，2022年12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明确规定，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社区基金会”。伴随着《慈善法》的进一步修订与深化推进，随之而来的公益慈善相关法律法规也将陆续颁发，同时中央还颁发了多个关于社区治理、社会组织发展方面的政策文件，为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更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慈善法》以及新的配套法律框架下，积极研究出台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规范性文件，既是各省市社区基金会在政策指导方面的迫切需求，也是今后开创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二、建立健全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以合理稳健的内外部治理结构深化巩固社区基金会之效能发挥

如果说党政引领与制度支撑保障社区基金会高质量发展的正确航向，那么现代治理结构则是社区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要害所在。稳健的治理结构是社区基金会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其预期功能的基本制度配置，包括内部治理即法人机构权力的合理分配，也包括外部治理即利益相关者权利及利益的平衡等。这一方面要求尽快建立健全社区基金会的内部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也应规范其外部治理结构，最终以合理稳健的内外部治理结构深化巩固社区基金会之效能发挥。

1.建立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社区基金会内部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理事会、监事会和执行机构（秘书处）是基金会法人治理结构的主要构成要件。社区基金会作为基金会的类型之一，也不例外。本质上，科学规范的组织架构设计，本身就是社区基金会稳健发展与有效运作的关键所在。且理论上，社区基金会作为独立法人，应建立起一套“以章程为核心，以理事会为决策机构，以秘书处为执行机构，以监事会为监事机构”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并通过独立运作来发现社区存在的问题，进而利用其独特优势去解决这些问题。如具有开启我国基金会发展制度先河的《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第3章第10条规定，社区基金会应当建立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事机构。其中，理事会为决策机构，秘书处负责执行理事会决策和抓日常业务，监事会依照规定对基金会财务和会计资料进行检查。依此而言，健全的社区基金会治理结构至少应设置理事会、监事会和秘书处。如有条件，还可以设立捐款人代表大会、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会、社区咨询委员会，在理事会下设项目部、募捐部、财务部等，在秘书处下设公益项目部、投资发展部、法律事务部、宣传部和研究部等。但无论如何设置，从根本上来说，理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负责所有重要事项的决策，监事会负责对理事会和秘书处进行监督，秘书处负责实施理事会的决议和基金会的日常运作与管理。在这种意义上，社区基金会治理结构的健全与否亦是决定其能否按章程和使命工作的关键。这就要求在实践中，依法依规建立健全既有社区基金会的内部治理结构。与此同时，诸多研究还表明，社区基金会的部门设置，应强调事、财、保（保值增值）三项社区基金会运营职能的适度分离，将基金事务类部门与财政类部门分设，体现骨架躯体与血管血液之间的协作与监督，保障基金会的事务流与资金流的对应统一。 

此外，强化内部治理，对基金会自身而言，还应不断建立规范、完善、透明的管理机制，充分体现其公益性和群众性，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不断增强社区基金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带动力。而对政府部门而言，也应加大宣传力度，指导社区基金会建立健全组织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做到服务、活动有章可循，按章程办事，促使社区基金会信息公开透明，不断提高其社会公信度和知名度。

2.持续优化外部治理结构。在建立起社区基金会的内部治理架构后，还应逐步优化其外部治理结构，为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具体来说，外部治理结构的优化，主要关涉社区基金会与其他主体的关系。针对社区基金会与相关企业组织间的关系，主要是规范二者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本质上，社区基金会与相关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资源机制下的委托—代理关系。比如深圳的蛇口社区，最初是招商局设立的社区，后来产生了蛇口效应、蛇口精神，到最后成立蛇口社区基金会。在社区基金会成立过程中，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出资予以帮助，居民进行民主选举，相关企业担任企业理事，这样的多方治理在当时是很有创新性的，即企业作为委托人在背后成功营造了社区，并产生了自下而上式的社区基金会。社区基金会若要走向契约之路，亦需要重新考量与政府、市场以及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利益契合。实践中，社区基金会与相关企业组织的关系，可以说是某种利益契合上的合作，且这种合作亦能够使得社区基金会成为企业社区发展战略中可信任的合作伙伴。当前，我国一些企业发起型的社区基金会，如深圳市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成都市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等，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和推动政企社跨界合作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然而，难点在于处理社区基金会与既有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即如何处理好“共生”与“共栖”关系。社区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存在和开展行动的公共空间和物理场域。正如伴随着大城市发展所产生的诸多“城市病”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问题，最终都需要在人们日常生活与工作的社区中来“上演”一样，包括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各种社区主体及其所构建的一切社会关系也最终要在现实社区中“落地”。而对社区基金会而言，就需要其处理好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中心及社区服务站等）、社区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自组织、驻区单位及居民群体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确保社区基金会可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真正成为解决社区问题的重要行动者之一。

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社区基金会如何处理好与社区“两委”特别是社区居委会的关系，是社区基金会在地化发展中的要害所在。这就涉及社区基金会与社区居委会的“共生”关系，当然这也需要结合我国实际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社区基金会如何处理好与其他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这里主要是指共生关系下“资助”与“被资助”的关系。如前文所述，社区基金会的核心特征是资金使用的属地化、社区参与性和社区决策等。从社区基金会区别于一般社区社会组织的根本属性上来看，募集资金和分配资金是其重要功能所在。这种意义上，探讨社区基金会与其他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其实探讨的是作为具有资金募集与分配属性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基金会与其他社区社会组织的“共生”关系。更进一步说，社区基金会与其他社区社会组织之间更多地是一种共生关系下的“资助”与“被资助”关系。理论上说，社区基金会与各社区组织成员之间应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而非从属关系，更非“伙计”关系。但实践证明，社区基金会与其合作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这就需要换位思考，多站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看问题，与合作方相互理解、相互合作，进而共同行动，从而获得彼此的信任。

在此逻辑下，鉴于现实社会条件下社区社会组织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复杂性，借用生态学视角下的“共生”关系，或许可以说，实践中的社区基金会与其所资助的社区社会组织应是共生关系（因被资助而具有某一或某些方面的功能互补，进而深化形成共同的价值目标等），而与未被资助的社区社会组织如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之间应是共栖关系（属于同一类型，即都是社区社会组织，共同服务于社区发展与治理创新，但尚未在功能上形成互补，甚至还可能形成竞争，如与既有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中心甚至社区居委会等之间的资源竞争）。当然，实践中并非仅凭是否受资助这一关系就能够将其进行科学划分，如有些社区社会组织即使与当地社区基金会存在功能上的差异，但因其资金充足而不需要社区基金会资助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此处只是抛砖引玉，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探讨，还有待继续深化。例如，调研中发现，某市基于A社会工作事务所在社区工作中已有的良好基础，将D社区基金会直接嵌入现有社区体系，在提供社区服务、推动社区发展等方面时更为快捷，且优势也更为显著。这就不是基于资助关系方面的考量，而是在其功能结构上的利益和需求契合。

3.以合理稳健的内外部治理结构深化巩固社区基金会效能的充分发挥。现代治理结构的精髓在于科学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健全有效的外部治理结构之融合发展。本质上，强化内部治理能力和夯实外部治理架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相得益彰。这对社区基金会而言，既要通过合理的内部机构设置及平衡制约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也要通过积极链接外部资源搭建起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唯有如此，才能内外融通，实现社区基金会效能的充分发挥。当然，这也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作为服务者与监管者的政府部门，应从优化社区基金会内外部治理结构一体发展的视角出发，进一步建立健全社区基金会培育和管理的组织架构，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为当地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壮大提供政策指引。以深圳市为例，政府部门在《深圳市社区基金会的培育和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基础上，进一步要求理顺全市社区基金会管理及支持体系，比如市民政局、市福彩公益金、市区慈善会、各街道各社区等在其中的职能和责任归属，明确在培育和扶持社区基金会发展过程中各相关职能部门、政府单位所应承担的职责，从而形成一个有机协调共生的机制，以更好地统筹整合各种资源力量，最终通过社区基金会这一枢纽型组织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整体提升。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反过来检视并优化了社区基金会的内外部治理结构，进一步助力其内外功能的协同及作用功效的更好发挥。

三、“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强化社区基金会的现代治理能力

就社区基金会的功能来看，通常来说，主要有三项任务：募集资金、分配资金和保值增值，即“募钱、生钱、花钱”。在美国，社区基金会的重点是做好“募钱”工作，甚至“募钱”中的一部分也通过联合劝募机构来提供帮助，“生钱”一般由运作型基金会操作，而“花钱”则交给诸如社区企业等各类服务性组织来实施。而在国内的调研则发现，目前大部分社区基金会的三件事基本都需要自己来做，既要开展各种活动募钱，还要想办法投资赚钱，同时每年还要拿出基金余额的10%来开展各种项目，故难免出现“人手不够、人才缺乏”的发展窘境，这也严重影响了社区基金会的工作成效，降低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同时，鉴于社区基金会作为独立法人机构的本质属性，其实际运作中也必须依法依规坚持独立地、专业化地运作，建立起规范的运行机制和管理规范，尤其是要建设筹资、财务和项目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团队，确保基金会运作的规模、可持续性和规范性。这些都涉及社区基金会专业能力建设问题。而专业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有效破解当前我国社区基金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人才瓶颈问题，本研究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力。

1.合理用好包括社区志愿者在内的现有社会工作者。一方面，充分发挥社工系统的作用。社区基金会具有利用社区资源为社区服务的天然属性，其管理和工作人员必须对社区具有一份特殊的情感，能够扎根于社区，那么活跃在社区的社会工作者必然具有先天的优势，则须充分利用。实践中，倘若能在社区里充分发挥现有社工的作用，让这些专业的人来做支持和培训工作，将极大缓解社区基金会人力缺乏的问题，有助于社区基金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社区志愿者。社区志愿者大多来自当地社区，本身具有较高的社区服务意愿和强烈的投入热情，同时没有受到过多利益的约束，服务主体性和独立性较强。社区基金会有机嵌入社区原有生态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完全可以通过吸纳志愿者的参与，助力社区内外的服务拓展和资源链接功能，提升社区基金会的治理效能。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社区志愿者既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也是可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成效的有效举措。

2.有效借助并发挥现有社区组织特别是支持性公益组织的作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以及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活跃度需要长期培养，在这个培养过程中，支持性公益组织发挥着很大作用，对社区生态的建立起到非常关键和正向引导作用。支持性公益组织包括街道层面的社会枢纽型组织、社区组织和社区企业等众多组织。在实践中，成功运作的社区基金会，其发起主体以及运营团队的骨干大多跟社区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并有效提供了社区基金会进入社区的连接通道和社区工作开展的关系网络，使基金会广泛且深入地扎根于当地的治理场域。那实践中如何去寻找这样的支持性公益组织及其系统内的成员呢？社区居委会、社区业主委员会及社区活跃度较高的社会组织等团体内的委员及其成员可能是不错的人选，这些成员长期参与并活跃于社区，熟知社区治理的各个领域，而且也可以依靠自身的身份地位及所在组织的影响力整合和调配资源。社区基金会要充分利用和调动这些已有发展性资源，就必须加强与社区现有社会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探索其“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规则机制，借助既有社区组织的优秀人力资本充实社区基金会的人才队伍。某种程度而言，在当前我国社区基金会在地化发展及其作用发挥过程中，社区居委会是处于其运行体系中至关重要的节点。如果实践中能够从政策层面推动社区居委会对于社区基金会的认可与接纳，那么这个过程可能会顺畅很多。

3.不断加强社区基金会专职人员队伍建设。社区基金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专业管理人才。换言之，若要促进新时代中国社区基金会的高质量发展，专职人员队伍建设与培养迫在眉睫。为此，一要持续加强社区基金会专职队伍建设及其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巩固既有工作人员的存量基础。实际工作中，既可以通过邀请相关专家进行授课或讲座等方式进行集中学习，也可以通过实地交流、走访、开展座谈会等形式进行现场教学，以不断深化专职人员对社区基金会的认识，打造高水平、高效率的管理和运作团队。二要不断完善社区基金会实务型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实践中，可以探索以区县或街道为单位尝试设立社区基金会实训基地或实训营，通过对社区基金会专职人员及社工队伍进行专业能力的培训以及不定期的轮训，力争培养出一批社区基金会实务型专业管理人才。三要提升社区基金会的人才吸纳能力，扩大专职队伍的增量优势。如加强社区基金会与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合作培养，建立同民政部门的双向交流关系，打开人才进入的通道；通过制定有竞争力的薪酬机制，提供有上升空间的职业发展通道，巩固和扩大专职人才队伍，从而为实现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人力基础。

四、借助现代科技力量，以“互联网+ ”助力社区基金会提质增效

现代社会是多元社会，更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智能化社会。借助现代科技力量提升社区基金会数字化智慧化发展水平，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包括社区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并要求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曾提出，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当前伴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轮技术浪潮的不断兴起，以智能化手段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愈发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抓手。对此，如何运用科技创新持续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对社区基金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1.积极借助“互联网+ ”技术，实现社区供需精准对接，提升社区服务质量。这要求社区基金会务必从关注机构自身发展转向关注社区发展，特别是关注居民个体、社区整体等发展。实践中，借助“互联网+”技术，一是实现与居民个体需求的精准供需对接。针对当前广大社区服务与需求难以精准匹配的问题，社区基金会可以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从居民个体多元异质的需求出发，精准按需购买并提供相应的服务，以彻底解决居民被动接受服务的问题。二是实现与所在社区需求的精准供需对接。社区基金会作为一个灵活的、因地制宜的工具，不仅要满足居民个体即时之需，更要着眼于应时而变的社区需求。为达成这一目标，社区基金会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沉淀的海量数据，分析挖掘并开拓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以精准链接专业机构，多方联动，有效发挥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公益组织等各自的优势，助力社区可持续发展。三是推动所在社区公益资源的精准供需对接。现实中的一大困境是，社区及居民有着大量的社区需求，且社区也有很多相关的公益资源沉淀，但二者没有合适的渠道或机制精准匹配起来。这也是全国诸多社区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然而，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理应能够通过基础数量的搜集、整理与分析，精准发现既有资源的供给方和对其有所需要的需求方，这则是现代科技助力社区服务精细化的特长所在。例如，在对资源发掘与需求把脉基础上，社区基金会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针对社区公益资源，采用项目化运作方式，从居民个体和社区整体的实际需求出发设置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的社区服务项目，如包括资助有利于改善社区治安、邻里关系、环境、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事业的公益项目，资助和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志愿服务发展、改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等，做到及时回应居民个性化和社区发展的服务需求，真正实现“民有所求，我有所应”。与此同时，社区基金会还应借助互联网技术精准而有效地激活社区内潜在的资源方，为其提供参与公益的渠道。

2.充分利用“互联网+ ”技术，助力社区智能化应用场景落地。当今世界，科技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而且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组织及其治理的方式、深度和广度。在当今时代，人们已不再仅仅是实体空间中的人，更是网络上的、数据化的人。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ICT）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改变我们的生活。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重塑了人们的关联方式、人际间的沟通方式、公共参与方式。这样一来，社会组织及其治理手段必然要随之改变，这就需要科技支撑和组织创新双驱动引擎的紧密结合，以充分激发社会治理的功效。实践中，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石桥社区发展基金会2015年成立以来，通过搭建服务网络平台和运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现以科技助力社区日常运行管理。具体而言，石桥社区基金会为了对小区整体绿化环境、交通状况、流动人口等进行资源整合，采用数字化管理技术手段，构建了“e社通”模块式服务体系，对小区内部发生的事件或问题进行数据分析，统筹管理。同时，为了提升社区内新市民公寓管理水平，打造安全温馨的和谐公寓，石桥社区基金会还大力推广“智慧金管家”项目，通过普及智慧门禁系统、电子眼、微信公众号等智慧化应用和智能服务，有效实现社区公寓的智能互联。总之，通过社区智能化管理，不仅能够准确掌握社区发展需求，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有序有效的均等供给，而且更显著提升了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推动社区治理模式从单向度命令式向双向或多向的协商互动式转变，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这对于促进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3.建好既有社区基金会网站，并努力将其建成一个与社会各界沟通互动的虚拟社区（而不仅仅是个平台）。赛唐（Gregory D. Saxton）和布朗（William A. Brown）等人对美国100个社区基金会网站的研究表明，社区基金会网站发布恰当的内容可以起到动员社区居民、传递服务、建立与居民的关系、培养居民对社区认同感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把社区基金会建设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社区组织。而当前我国社区基金会尤其是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相关网站不健全，进而导致信息披露不及时，有碍基金会透明度与公信力的提升。同时，对大部分政府发起型的社区基金会而言，即使现在已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基金会网站，但从官网发布的主要内容来看，更侧重于报道政府官员或基金会领导班子参与的活动以及政府购买项目的签约与执行情况，很少发布如何鼓励社区参与、引导居民企业等策略性捐赠以及启发捐赠人与受益人体验的相关信息。当然，考虑到近年来社区居民使用微信的频率较高，也导致一些社区基金会很少在其官网上发布消息。如某社区基金会作为国内较早的居民发起型基金会，其网站自2017年起就很少发布信息了，而将信息公开平台主要改为基金会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即使建有网站的社区基金会，实际运作中也有一半以上只公布其基本信息，而很多与募捐资金来源、资金使用绩效以及保值增值等密切相关的重要指标都未公布，更谈不上将基金会网站建成与社区居民及外界互动的交流平台。鉴于此，今后我国社区基金会发展中要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力争将基金会网站建成一个与外界沟通与互动的平台，使居民、捐赠者及受益者等主体都可以在网站的讨论区域对基金会的活动进行交流与反馈。

五、注重横向交流与政企社跨界合作，实现社区基金会增能之效

诸多研究表明，社区基金会作为一种中介性组织，具有界面组织的桥梁功能，发挥着界面内外部的沟通链接作用，进而实现跨界增能之效。从根本上来说，不论当下还是未来，合作而非竞争乃是社区基金会的“生存”之道。这要求社区基金会在战略层面不断突破自我所限，勇于跨界，善于跨界，从关注自身发展之独立作战转向注重社区需求满足之合作共赢。

1.突破自身边界，注重与包括其他类型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间的沟通交流。实践中，要注重横向沟通交流，鼓励社区基金会之间发展横向合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社区基金会代表了精英共治，每个社区基金会都会根据自身特质选择专注的领域。以发展较为成熟的欧美社区基金会为例，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专注于城中区的贫困问题，迪比克社区基金会专注于公共事务讨论平台的建构，印第安纳波利斯社区基金会专注于城市艺术发展问题，布鲁克林社区基金会专注于灾难救援问题，波士顿社区基金会和温哥华社区基金会专注于绘制社区数据地图、建设发展社区智库，等等。当然，国内社区基金会根据各自的目标与使命，在关注领域方面也侧重不一，如北京市回天社区公益基金会较为关注社区环境与营造问题，广东省千禾社区基金会较为关注流动人口及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上海美丽心灵社区公益基金会较为关注困难人群及志愿者心理健康问题，等等。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些社区基金会受其规模、资金、活动范围等因素影响，横向之间的联系一般较少，不容易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例如，深圳市光明社区各社区基金会与区级基金会的联系更多地仅仅是行政事务上的联系。针对此种情况，应积极搭建平台，促进社区基金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优势互补，形成合力。特别是对不存在业务竞争关系的社区基金会而言，在可能的时空范围内，更能取得相互信任，合作共享信息资源和成功经验。但在此需注意的是，位于同一个地域的社区基金会之间会存在相互竞争的情况，这种竞争有利于促进人均获得的慈善资金数量的增加，但同时也会降低每个社区基金会的影响力。所以，要注意同一区域（国内主要是以街镇所辖范围为基准）内社区基金会的数量，在数量较多的情况下，要注重社区基金会的差异性定位与发展。

2.巧借边界增能，型塑不同类型社区基金会间的互助网络以增进社会资本。基尔霍夫（Christine J. Kirchhoff）等人的研究表明，边界组织不但可以独立存在，还可以由许多边界组织组成一个整体，从而更好地促进边界的融合。这就意味着，不同类型的社区基金会除了需加强横向交流外，还可以探索形成一种更大的、网络化的新型边界组织，如社区基金会联合组织或者社区基金会行业协会等，从而实现在更大层面与空间的交流与合作。很大程度上，这种联合组织或行业协会反过来既可以促进各社区基金会之间的学习交流，也能够更为科学地指导社区基金会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此外，这种联合组织或行业协会还能够更为系统地提炼、总结和研究国内外社区基金会的运营经验及其不足，甚至做一些前瞻性的制度设计与发展预测工作，为其未来走向把脉引航。调研中了解到，目前成都市的9家社区基金会在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的引领下，逐渐形成了优势互补、合作共治的网络式发展新格局。此外，还应注重与其他类型基金会以及与除基金会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间的沟通与交流。在此过程中，社区基金会可以为社区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自组织提供政府难以直接提供的资金支持、专业技术指导等帮助，而这些组织则可以通过公益创投、专项基金等形式壮大社区基金会的资金池。当然，我国社区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应积极尝试与国外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互利共赢。

3.跨越行业界线，积极探索政企社三方跨界合作及其合力的形成。社区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跨越行业界限，将政企社三方的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合力，这在企业发起型社区基金会（如深圳市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成都市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等）发展战略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通常来说，按照功能属性来划分，发达国家和地区有三个主要部门，即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部门。从国家—市场—社会的分析视角出发，未来世界最理想的社区，应是政府、企业和社会三者分工合作、协同共治的社区。实践中，深圳市桃源居公益事业基金会发起打造的桃源居公益社区模式在运作中就非常注重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政府、社区、物业、公益组织、开发商、业主代表及志愿者等多方积极参与联动建设，齐心协力共同解决各种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问题，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跨界合作，并且这种跨界合作体现在社区的各个领域、多维层面，进而实现政企社三方跨界合作增能，共建共治并努力打造桃源居和谐社区。本质上，社区基金会在追逐核心资源时，也需要建立政府、企业和社区基金会的合作网络。当然，在这一网络中，既要明晰政府和企业的角色定位，又要充分利用既有优势资源。例如，政府可以采用购买服务为社区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其发展；而若社区内的商业不发达，辖内企业数量较少，则可以尝试探索引入社会企业，以社区基金会为主协调社区资源、链接外部企业、开展网上捐赠渠道、电话捐赠热线、预约上门接受捐赠等多种方式来推进与企业的合作增能，进而提高基金会的整体募捐水平。

放眼全球，社区基金会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其问世和发展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近20年来，世界各国社区基金会已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创造出诸多改变世界的成功案例。结合我国实际，在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征程中，社区基金会也被赋予了多种功能，且在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中作用的发挥也将愈发凸显。为此，今后我国在加强社区基金会数量与单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要注重其内涵与高质量发展问题，避免“重结果而轻过程，重形式而略本质”，切实回归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本质属性，有效整合党政社企各方资源，健全内外部治理结构，并通过专业提能和科技赋能，稳步提升广大城乡社区治理效能，努力型塑以社区基金会为纽带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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