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玥 锦江区沙河街道塔子山社区党委委员
党的十九大以来社区治理已呈现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社区治理成为了当前基层治理的首要任务，要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更新，治理重心放到了社区建设上来。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是对治理理念的更新，也是对治理机制的突破。全国各地不断推出了社区治理的新的模式，社区作为人们重要的生活空间，承载了很多的使命，社区要实现居民更高品质的生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更美好的社区环境等重要使命，因而提高社区治理的水平也成为了当前主要的任务。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商业性的新型社区逐渐显现，商业性和居住性之间特有的矛盾也不断凸显。社区商业发展的主要载体是随着社区建设而形成的沿街商铺，沿街商铺为居民提供日常服务的同时，也会由于双方的价值取向造成冲突。在社区服务的供给中，社区作为一个公共性的领域，会导致更多的利益的冲突，特别是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很多小区都是以封闭式形式涌现出来，如果小区占地面积较大，就会导致小区周边道路交通堵塞，街区活力减弱，从而降低小区的包容度，新生力量嵌入困难，产生街道病。虽然新型社区的建立为社区注入了更多的商业元素，当经济空间与社会空间交叉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交互活动，也会导致商业人士与社区居民之间矛盾频发；新型社区成员身份的复杂化，也使多维利益与价值冲突出现的可能性加大；经济化进程的加快，给社区带来商业化服务的同时，也增多了社区不稳定性的因素。由此可见，新型社区内的“商居”冲突开始变得尤为突出。现有社区冲突研究虽然在治理途径上强调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但是真正解决问题更多依靠政府强制手段，从微观的主体来看，辐射面并没有涉及到冲突双方在解决冲突中的互动性关系，更没有提及新型社区中商业街与居民区之间的矛盾，忽略了商户与居民这两个冲突主体的互动，缺乏一种塑造价值认同和实现社区融合的研究视角。社区冲突治理多是从政府主导、多元主体治理、协商治理的理论角度出发，这些都是政府引导下的社会治理模式，虽然有强的领导性和可操作性，但是政府主导模式下很难关注到各方主体利益诉求，多元主体治理缺乏有效沟通也会造成利益断裂，加剧社区冲突，协商治理如不能很好的构建协商平台也会造成冲突陷入困境。因此，破解商户与居民在同一社区内发生的冲突是当前应该重视的问题。根据社区冲突的特点需要将焦点聚集在冲突主体行为方式和行为特点上，促进冲突主体的有效沟通，规范冲突主体间的利益导向，触发多主体的能量聚集，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营造和谐社区，才是有效化解社区冲突的可行方式，也是实现社区冲突有效化解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国家治理效率要在下一个“五年规划期”实现新的突破，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以及公平性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国家的行政体制与执行工作职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要显著提高。中央同时明确指出，要积极开展国家治理全面现代化工作，全面提升社会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社区作为社会基本构成单元，是我国基层治理的主要空间形态和重要载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功能。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人民群众最现实、最直观体验到“党是否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让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面对者，是直接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高低的重要方面。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下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了社区治理的总要求和总任务，其中强调：探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引领社会治理的路径，加强党对城乡社区治理工作的领导，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指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村（居）委会主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基层社会治理框架，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
2017年9月7日，成都市委组织部在都江堰市召开全市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现场推进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薛敏同志指出：“要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党的领导保证基层治理的正确方向，以精准服务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以党组织为核心构建基层共治共享格局，以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以基层治理成效检验基层党建。”2019年10月24日，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2018-2035年）》，系全国首个市级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锦江区委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区委关于持续深化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的决策部署，近年来其相关经验做法已获得全国性奖项7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180余次。
1.理论意义
当前国内对于社区冲突问题的研究较为广泛，主要侧重于物业纠纷、拆迁纠纷、公共资源抢夺纠纷等，但是对于商业型社区内的由于商户经营活动给造成居民生活造成影响而产生的冲突很少有人研究。为了弥补“商居”冲突研究的不足，本文将从社区商户与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入手，分析商户和居民如何联动化解矛盾，为社区冲突治理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借助田野研究方法和个案分析方案，对“商居”冲突的案例剖析，从中总结出社区“商居”共治化解社区冲突的方式，对当前社区冲突的化解提供理论指导，更好的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调研时指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就在社区。社区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要及时感知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一件加以解决”。本项目的理论意义体现在，通过对塔子山社区天廊街区的党建引领“商居共治”社区发展治理实践做法的分析与提炼，一方面丰富和发展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成果，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基层社区治理理论研究成果。
2.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现代社区内各种矛盾和冲突频发，社区冲突化解很难达到根源性治理的目的，致使社区冲突不断，这暴露出了我国社区冲突治理经验不足的问题。新型社区的建立加剧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商业性的元素的注入，虽然给社区居民生活带来了便利性，但也导致商业人士与社区居民之间矛盾频发；新型社区成员身份的复杂化和经济化进程的加快，给社区带来商业化服务的同时，也增多了多维利益与价值冲突和社区不稳定性的因素的现象出现。新型社区中经商与居住之间的矛盾，是因为忽略了商户与居民这两个冲突主体的互动，而且缺乏一种塑造价值认同和实现社区融合的研究视角。本文选取了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交叉的社区为个案，通过研究商业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协调关系，对于社区冲突化解有创新性，为社区冲突提供了新的化解模式，为社区冲突化解提供了优化的途径。本文从协同治理与公共价值的理论角度出发，借助个案分析社区冲突化解的方式，是符合国家对社区治理要求的，并且也是从新的治理角度入手为社区冲突化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商居融合共治”社区是城市社区的重要形式之一，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成功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推广对城市社区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项目的现实意义体现在，通过对锦江区塔子山社区天廊街区“商居多元共治”社区发展治理创新模式的经验总结，形成行动研究报告，为其它地区具有相同或相近条件的社区治理提供实践参考。
3.核心理念
1）价值认同
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提出了“认同”的概念，他们认为个体潜意识地向别人的意识、价值观学习，并且逐步成为自己的习惯的意识和行为的过程，就是认同。认同既是在社会共同体中追寻彼此的相同或相似的个性与观念，也是追寻这一过程的结果，认同的核心也是价值认同，指的是价值主体改变原有价值观念，重新确立新的交互方式的价值观过程。价值认同的概念源于组织行为研究，Mayer 和 Schoorman 在研究员工的组织承诺时提出价值承诺(Value Commitment)的概念，价值承诺映射的是“个体—组织”价值认同。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在认知和评价上产生一致的看法及感情，它主要是指一种内化的过程和动因，最后形成行动统一体。也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以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规范自己的行动，或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尺度、原则为追求目标，并自觉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价值认同的目标是价值共识，而价值冲突会促进价值认同。它包括个人认同、群体认同、社会认同三方面内容。个人价值认同的核心在于以社会价值观念引领个人价值实践，形成符合社会价值规范和要求的自我价值观；群体价值认同的核心在于个人以社会价值观念为依托和纽带，构筑形成其所归属的群体价值意识，形成特定的社会角色身份和自觉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价值认同则是个人和群体通过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内化与外化，高度认同社会发展的价值预设，积极投身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并致力于推进社会运行机制的优化和完善。本文价值认同就是指在价值冲突和矛盾不断的商户与居民群体中，通过增加沟通频次和各主体资源的交互，实现彼此价值观念的转变，在冲突化解和社区建设上达成一致认同的过程。
2）社区融合
社区是人们之间亲密无间、相互信任、守望相助、默认一致、服从权威，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的联合体或共同体。社区融合是社会融合在微观层面的体现。社区融合蕴含着群体之间的情感、心理认同、个体的平等及价值观的趋同，“是个体在社会或群体中的社会参与和互动，及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一些共同情感如认同感。”社区融合强调要确保任何人都能享受到居住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现代社会，也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强大且有凝聚力的社区。社区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最普遍的理解是把社区融合看成是个体或群体与社会环境的交互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的需要和意愿是和谐。目标在于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与责任感，降低社区的不平等，促进社区的和谐与发展，在社区的新居民与原有居民彼此适应的过程中，促进不同群体和谐共处。因此，融合程度较高的社区，社区所有个体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所有的行动者都享有平等机会、权利及共同的价值，社区成员与社区目标间的冲突处于最小化。本文中的社区融合指的是在不同的群体成员在共同的交往与互动中能够形成融洽的社会关系与认同，形成具有凝聚力、认同感的社区氛围，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指引，构建一个和谐有序、公正公平、包容相处、具有共识与认同的团结性社区。
随着城市发展变迁，随着社区党委功能性的转变，要求由之前的传统党组织转化为功能性党组织，多元共存社区的建立为社区注入了更多的商业元素，当经济空间与社会空间交叉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交互活动，导致商业人士与社区居民之间矛盾频发；新型社区成员身份的复杂化，使价值冲突出现的可能性加大；经济化进程的加快，给社区带来商业化服务的同时，也增多了社区不稳定性的因素，新型社区内的“商居”冲突开始变得尤为突出。但现有社区冲突研究虽然在治理途径上强调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真正解决问题更多依靠政府强制手段，从微观的主体来看，辐射面并没有涉及到冲突双方在解决冲突中的互动性关系，更没有提及新型社区中经商与居住之间的矛盾，忽略了商户与居民这两个冲突主体的互动，缺乏一种塑造价值认同和实现社区融合的研究视角。因此，促进冲突主体的有效沟通，规范冲突主体间的利益导向，才是有效化解社区冲突的可行方式，也是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通过基层政府的支持、社会组织协调、商户与居民积极沟通和参与，体现出多种治理要素协调的特点，并且凸显了社区公共精神培育和社会资本增加的内部效能，以和谐社区营造和社会融合的外部效能显现，即“聚能”过程。这一模式激发了社区治理的良序善治的治理潜能，也起到了引导冲突发挥正向功能、培育了社区集体意识、推动建立和谐社区、促使社区新秩序形成的作用。
天廊街区位于成都市锦江沙河堡东大路沿线，上沙河铺街66号，置身攀成钢商业片区，由成都市上普置地有限责任公司建成，由成都麦高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财富中心分公司管理，总建筑面积155122，总占地面积21799，共计房屋842户，主要由1个品质音乐艺术广场，5座原创艺术商业，1座质感都汇商业以及生活品质街区组成。街区以“地铁同层广场+独栋+超高层+街区”四大商业组合形态，汇聚音乐、品质、潮流的复合多元商业体验，合力呈现“独特稀缺、地铁接驳、多元生活、城市地标”，弥补区域空白，是集美食购物潮流体验为一体的网红街区。为塔子山社区居民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拥有的商铺为社区提供了商业服务，社区沿街的小摊小贩很多，经营性的小商铺为社区居民生活提供了便利性。但由于商业体和居住体结合的模式，让商居之间存在列如噪音扰民、油烟扰民、外卖人员进出混乱等问题，由于住宅小区及高层住宅单元的布置方式和空间形式，使得在传统社区居民间的互动空间萎缩，无法形成社会交流的公共空间。而社区商业不仅仅为居民提供便民便利服务，也承载了社区公共生活的交流途径，为居民在精神层面的需求提供了交流空间与平台，比如零售店、 美容美发店、餐饮店、菜场等，自然就变成了生活服务和日常交流的场地。因此社区商业的入驻给新型社区带来了新生活力。在塔子山社区内，商业性服务涉及到了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社区内的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这样的服务基本在十五分钟之内就可以享受到，因此沿街商铺为塔子山社区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塔子山社区形成了商业性和居住性交融的社区格局，浓厚的商业性与稳定的居住性并列发展，并构建了一种的居民与商户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关系。
同时天廊开放式小区居民与其他商业主体的矛盾易发，这些矛盾多集中在人员混杂、安全性差，外来车辆多、停车难甚至挤占消防通道，商铺经营扰民、餐饮店排污污染环境等。小区开放与封闭的两难选择，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城市形态发展与城市用地紧张带来的生活效率与生活质量的矛盾、住宅业主与商业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小区居民希望拥有更加安静有序、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而商业主体则希望拥有更加便利的出入条件，在双方利益之间寻找一处平衡点，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供地环节要把商业与居住等功能区分开，同时，在社区治理层面，针对商业主体和居民的不同诉求，建立相应协商机制，通过召开业主大会找出纠纷解决之道。开放式小区丰富的功能，有时也让小区居民叫苦不迭，开放式小区居民与小区内其他商业主体的矛盾多发易发，这些矛盾多集中在人员混杂、安全性差，外来车辆多、停车难甚至挤占消防通道，商铺经营扰民、餐饮店排污污染环境等。受访专家认为，一方面，从城市功能的角度讲，开放式小区的最大优势就是将各种功能集中，实现一站式服务，提高居民与商业主体的生活、工作效率；但另一方面，较大人流量与生产经营活动的集中，导致开放式小区居民与商业主体容易产生矛盾纠纷。建设开放式小区，开放的同时也要保障小区业主的居住权，要创新治理能力，有效回应商业主体和居民的不同诉求，协商解决纠纷。
通过前期实际走访调查，翻查街区投诉案件及政务平台民生诉求件，了解到天廊街区的很多商居矛盾主要集中在噪音扰民方面，到用餐高峰时段时，外来车辆几乎占满小区主干道的一侧，餐馆的吆喝声，来往路人的寒暄声充斥着整个小区。4月13日傍晚，作为研究走访来到这个小区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番景象，该小区除居民楼外，还开有多家饭馆、理发店等经营场所，热闹非凡。小区业主小刘告诉我，他就住在餐馆区对面的一栋居民楼里，旁边还有一个快递站点，每天一早就开始响起各种嘈杂声，周末也不停歇。其中原因商居双方利益不一致，居民商户矛盾多发，“开放式小区并不等于无秩序小区，有时外部车辆把我们楼下围得水泄不通，甚至挤占了消防通道。此外，街区的综合体潮流文化舞蹈室等经常音乐声较大，影响了小区的宁静居住环境。
据了解，2021年，在四川省成都市，一开放式小区住宅出于安全考虑，在小区居民楼两侧自行拉起围栏，此举遭到小区商铺业主的集体反对。据悉，该小区有住宅业主3000多户，商业主体200多户。不少居民认为，由于小区内底商较多，时常有大量送餐人员骑车进入，对小区老人、孩子的出行安全造成影响。在众多住宅业主的呼吁下，小区自主成立“自管小组”，经大多数居民同意，将居民楼合围起来，在小区各出入口设立大门，变“开放”为“封闭”。遭到小区商铺业主投诉后，当地有关部门向“自管小组”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
开放式小区不仅具有居住功能，也有办公、娱乐、餐饮、购物等功能，一般出现在商业较发达的大城市，是城市形态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开放式小区一天24小时不停运转，人们在同一个地方居住、办公、娱乐、购物，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出行效率。与此同时，开放式小区一般人流量大、车流量大，比较喧闹，相较于纯住宅式小区，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比如影响居民生活安宁，影响居民居住安全，由此导致小区居民和其他商业主体之间的矛盾易发多发。开放式小区居民与其他商业主体之间矛盾的产生，多起因于规划问题，即将小区规划为开放式小区时，没有考虑到商业区的工作人员以及外来人员对于居民居住权益的影响，毕竟居民与其他商业主体之间诉求不同，容易产生矛盾。社区治理存在短板也是重要原因。一方面，业主大会缺位，商业主体理应成为小区业主中的一员，通过业主大会协调与其他业主之间的权利义务，但实践中，业主大会还没有承担起这项职能。另一方面，物业公司服务管理失能。物业公司通过物业服务合同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但实践中，一些物业公司难以真正做到这些。小区开放与封闭的两难选择，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城市形态发展与城市用地紧张带来的生活效率与生活质量的矛盾、住宅业主与商业主体间的利益冲突。
新的治理模式推行或是对以往模式的挑战与革新，或是对治理空白的弥补。塔子山社区天廊街区推行“商居共治联盟——志廊团”平台是解决社区冲突和促进商户与居民合作的新途径。由于商铺在提供服务中往往缺乏有效的管理，从而引发了社区居民与社区商业服务、商户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店面布局混乱导致脏乱差的现象出现，服务不周又会使引发的矛盾，让社区在自治过程中积聚的矛盾激化，导致新的冲突出现。因此为更好的促进商户与居民之间的关系，让社区更和谐，塔子山社区致力于构建建构社区居民与商户的交往平台，寻求更好的“益商便民”的途径，更好的让商户与居民能在同一公共空间中和谐相处，实现彼此互惠。目前关于塔子山社区商户与居民治理方面，主要研究了三个治理方向。
方向一建立“门责自律小组”。所谓“门责自律小组”是指在商户门前张贴规章制度，让商户自觉遵守和履行义务，保障街区的良好环境卫生和秩序规范。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街面环境治理的问题，依靠门前“三包”和签订公约达到街区整洁的目的。“门责自律小组”在成立后，公约条款虽然张贴在每家商户的门前上，介入社会组织虽然在前期对于这一项目的建立做了很多工作，但都流于形式，在目落实之后，商户们并没有真正的养成自律习惯，观念层面对于“门责自律小组”的作用认知并不深入，总是会因为生意太忙将公约条款抛之脑后。“门责自律小组”并没有建立很完善的奖惩体制，做的好坏对于商户的利益并没有损害，加之疫情的影响，在空间上也产生了隔阂，政府对于“门责自律小组”的监督更是放松，跨门营业、占道堆物等行为不断出现，致使“门责自律小组”难以发挥治理功效。
方向二成立“商居共治联盟——志廊团”。“商居共治联盟”指的是针对街区治理的难点问题，街区联合党支部为商居共治牵头人，以“解决一件居民烦心事，破解一道治理难题”为目标，搭建商户与居民的议事平台，促进商户与居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达成价值共识，实现彼此的互惠互利。在推进“志廊团”项目期间多次举行了“益商惠民”活动。“志廊团”的建立依靠社区商户居民、社会组织与社区的密切配合，加上上级街道办和社区党委的大力支持，为了更好的把社区内居民与商户联系起来，使社区变得更加和谐，“志廊团”由塔子山社区向沙河街道提案，经批准后成立的一个自治项目，组长由塔子山社区书记担任，两名副组长由天廊商管及街区重要商户担任，分别是麦高物业负责人伏经理和桃溪川小厨店长担任。志廊团成员是天廊小区的党员与微网格员及热心的居民组成，并且社区内的商户与居民有自愿加入联盟的权力。“商居共治联盟——志廊团”项目主要由和乐雅社区组织负责，引导联盟成员参与社区事务的处理中来。在各方参与下形成一种多元协同的格局，在多主体的联动中，形成一个议事协商机制，从而有效化解社区“商居”冲突，促进街区良好稳定发展。
方向三更新“商居共治联盟——志廊团”。更新“商居共治联盟”是指在原来的基础上，打造2.0版本。在冲突过程中发现了依靠商户与居民之间的互动活动可以产生正面效益，使商户与居民关系变得更加融洽，社区也更加和睦。这一阶段的治理是对前两个阶段的延续，在社区治理中，更加注重商户与居民情感联接，建立完整的商户与居民解决问题和矛盾的机制，使社区冲突化解机制发挥出长效性。此外，这一阶段还对社区空间营造，让“商居”之间动人的故事成为一种力量，通过空间的形式展现出来，让“商居”和睦传递到每一个商户与居民心中，从而打造更加和睦的社区形象，持续维护“商居”和睦的良好状态，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理念。
在这三个方向基础上，积极拓展街区党组织功能，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有效链接街区物业单位、入驻商户、辖区企业、在地居民等“微元”力量，营造街区诚信经营、安居稳定、和谐共生的良好氛围。打造蓉漂暖心驿站、青年潮流驿站、商居交流驿站3类微空间阵地，广泛提示服务品质，促进商居治理，化解商居矛盾，探索形成“志廊团”街区创新社群运营模式，以商居公益互助，人文交流社群为切入点，促进街区营商活力，实现街区“聚交流、促发展、增效益”的发展治理模式。积极拓展街区党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小微议事”协商理念，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挖掘“街区达人”充实街区微网实格队伍中，开展商居互动等活动，营造街区诚信经营、安居稳定、和谐共生的良好氛围。打造3类微空间阵地，广泛提示服务品质，促进商居治理，化解商居矛盾，促进街区商业人气。开展商业体验、公益实践、文化交流、潮流运动等社群公益活动，实现持续开展丰富多元的商居互动人文活动场景。
“商居共治联盟——志廊团”的成立让社区的资源有效整合到联盟中来，在上级街道政府的赋权下，居委会协调社区治理资源，充分利用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为“商居共治联盟”提供议事点，为调节社区商户和居民的冲突提供了平台，从而将商户和居民纳入到“联盟”中来，“联盟”发挥整合中枢功能，有效整合了政府、社会组织、商户和居民所拥有的资源，有效化解了社区冲突。
措施一向上联接街道政府，提供“联盟”权力支持。街道办事处将授予社区项目运行的权力，社区居委会将部分权力分别赋予社会组织和“商居共治联盟”内具有能力的人使项目运行，并有权对联盟内的事务做出决策，同时社区居委会与社会组织共同发力使商户与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借助联盟成员的专业能力，形成共享型的微网实格结构。充分发挥各个商户的特长于优势，谁有专业优势谁就有更大的权力。
措施二党建引领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打通了制度化的良性协商渠道，有利于在权利与权力之间架起有效的沟通桥梁、相互制约的良性互动关系，通过对话合作的方式消解分歧矛盾、达致协调共识。向下联接商户和居民，促使社区融合。天廊街区作为网红街区，经营了几年时间，商户在这里经营一般的时间也都比较长，而且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在这样一个空间境域之下，社区的居民与商户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平时社区会开展一些商户与居民之间的活动，让大家之间有一个沟通的机会，在社区内开展会互惠利的活动，更是打造了一个共赢的社区生活圈，并且在此基础上能够形成一个普遍的模式，使社区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
措施三社区给予商户和居民自行处理问题的权力，特别是在疫情的情况下，营造一个美好的生活圈，使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发挥各自的优势，为彼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使各项服务需求都能满足。还调动了小区的老党员为居民们做贡献，党员无私奉献的精神和社区精英的作用为社区冲突的化解提供了人员支持和相关知识支持。这也是权力的转移，将不同的权力交给拥有不同专业能力的人，把每个拥有不同资源和特长的人都能够有机会为社区建设发声献力。
措施四协调多元主体治理要素，分析各冲突主体之间关系，有助于社区冲突的化解。协同治理涉及的是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各主体间的价值与利益追求各不相同，在人际关系越复杂的情况下，这种冲突就会越多，因此在处理冲突时需要明确各主体的利益关系，厘清协同治理主体间的关系，通过需求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与方式处理冲突，这样不仅有效解决社区冲突，也能更好的维护与增进彼此间的关系。
1、引导“商居”和睦。社区居委会授权楼组长和社会组织对于特困人群给予优先帮扶，商户与居民对于社区献言献策的优先纳入社区治理的考虑之中。居委会干部引导商户与居民为项目的运行献计献策，定期开展“商居共治联盟”活动，便民服务、公益插画、美食制作、药店义诊、服饰搭配、多肉种植、慰老帮困等活动开展，引导更多的商户与居民加入到这个联盟中来，发挥自身特长，为彼此提供一些帮助，使社区变得更加有温度，更加有依赖感和归属感。此外居委会在日常运作中也是作为一个润滑剂，在居民与商户的互助中，提供指导与监督。使“商居共治联盟”更好的发挥作用。
2、社会组织专业知识协调“商居”关系。在社会组织走访过程中，进入每家商铺，详细介绍“商居共治联盟”对于商户的意义，激发商户参与的积极性，并且通过拍摄小视频的方式，记录每个商户参与联盟的时刻，商户拍摄视频时商户喊出“商居联盟-志廊团，共建美好社区”的口号，也让商户为建设美好社区从言语到行动的一个开始。通过这样的形式动员商户，不仅让商户有了责任感，也更有积极性。社会组织开展“益商利民”活动，让商户与居民走的越来越近，让商户与居民不仅在行动上达到统一，而且促进了心理上的认同。使商户与居民关系越来越融洽，矛盾冲突大大减少。大家目标一致，都为建设美好社区环境献力献策，让商户感觉社区居民是热心且贴心的，让居民觉得有了这些商户的服务生活更加便利和美好。
建立“微网格员积分兑换超市”助推“商居”合作。借助公益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志愿性和非营利性等特点，使其具备扎根于社区的天然优势推进社区文化建设，凝聚社区精神，培育共同精神，优化网格治理，重塑社区“熟人社会”，实现对社区居民的有效再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中扮演着服务提供、价值倡导、资源整合及沟通平台的角色。而且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通过公益性的活动能够弥补社区治理主体参与性不足的问题。通过商户与居民之间的沟通，让彼此了解自己的需求。“志廊团”提供了商议平台，遇到问题了居民们养成了到“志廊团”平台内诉说的习惯，让居民的困难得到解决。最后通过举行联谊活动，让居民与商户之间的利益与需求得到互换，资源合理利用。在共建美好社区的使命驱动下，社区内商户与居民在利益上达成一致。“商居”合作建设和谐社区。商户与居民的专业性技能可以满足彼此的一些特殊性服务，拥有不同专长的居民与商户可以进行利益的交换，如街区不站花胶鸡为环卫工人送清凉、盒马鲜生提供节庆主题优惠券、拳击健身馆免费提供全民健身拳击体验课，桃溪川小厨老板与居民一起开展家常菜烹饪沙龙活动。居民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为商户做一些事情，比如商家优惠信息的传播，帮助商户增加收入等，不仅如此，有才艺的居民也为商户提供花卉栽培、手工艺制作培训服务、家工艺品制作、垃圾分类等项目为商户提供服务。在社区内开展互惠利的活动，调动大家的参与性，使社区服务的享用者变为服务的主动参与者和提供者，打造了一个共赢的社区生活圈，在合作中创造更多的价值。在良好的合作氛围下，社区居民主动将自己的资源、专业知识运用于社区冲突的化解中，共同为和谐社区的建设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联盟”充分发挥并整合了多方力量的能力，将社区内商户与居民纳入到社区冲突化解中来，不仅缓和了“商居”冲突，还提高了社区治理效能。
措施五聚能效应由内化到外显，“商居共治联盟”的有效运行，不仅仅解决了社区商户和居民的冲突，还积累了更深层次的治理效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以社会资本积累和公共精神培育的内部效应显现，一个是以和谐社区建立的外部效应显现。一是，内部效应。首先，社会资本得以聚集。“社会资本中核心的内容是社会信任、公民参与网络及互惠规范，能促进各主体合作行动的形成而提高社会效率。利用社会资本可以将社区内原本分散化的社会资源进行重组，能带动社区居民更好的参与社区治理。社会组织存在有利于维护社区稳定和谐，减少社区中不稳定因素，能推动社区民主建设。”在“商居共治联盟”相关活动的运行过程中，让居民和商户感受到了自己社区主人翁，形成“人民城市人民建”的内在共识让社区居民对于商户服务的认可增加了商户对于社区的归属感，商户反哺居民，也让居民对于社区服务更加认可，这样在强化商户与居民关系的同时，使社区营造出更和谐的氛围。社会资本以一系列诸如相互信任、共同目标、利益平衡、互惠规范等隐性要素激励着协同治理各系统的互动行为，凝聚并调整着深层次的连接关系，为各系统之间资源共享以及集体行动提供非正式制度框架。“商居共治联盟”的运作过程中特别重视居民与商户的参与，在实践中充分发挥参与者的自主性，合作生产的过程也可以概括为商户与居民通过议事平台，在平台中表达自己的需求，商户与居民既是服务的消费者也是服务的参与者和提供者，当事人主动提出需求，整合资源，达成共识，实现服务供给的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体现价值创造，形成良好的合作治理格局，在合作中发挥每个参与者的作用，利用各自的专业知识，为他人和整个社区提供服务。以自身的价值追求共同为小区营造和谐幸福生活氛围做出贡献，并辅助小区自治体系的有效运行。其次公共精神得以培育。“公共精神是指孕育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之中的位于社会层面的基本道德理念和位于政治价值层面的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依归的一种价值取向，包含着基本的社会公德和对参与、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政治价值的认同，对公共规范、公共原则的维护。”公共精神存量高的社区，社区治理成效较快，在社区治理中公共精神存量由社区认同转换而来，在社区遇到治理危机时，公共精神存量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以公共价值为引领的社区冲突化解过程可以再生产社区公共意识，居民通过参与冲突过程，激发出沉寂的社区公共意识和自治意识，这种意识的形成使社区不再仅是共同生活的物理空间，而是经由认同而形成的地域性利益共同体，从而激发公共精神存续。享受社区服务的主体才是社区事务的“局内人”，更能够了解到社区彼此真实的需求，从而将社区内部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整合起来，采取精准、直接、灵活的方法为商户与居民提供优质的社区公共服务，从而提升社区治理的效果。二是外显——和谐社区的建立。社区通过建立“商居共治联盟—志廊团”，通过各种组织活动，公约规范，将商户与居民纳入到治理中来，在商户与居民之间建立起信任机制，促进了商户与居民的情感联结，营造公开承诺的治理气氛，充分发挥了商户与居民的自主性和主人翁的角色发挥，使每次居民与商户都承担起建设美好社区的责任，将美好社区的建设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每个为社区做贡献的事情都成为公共精神培育的养料，感染一个一个居民，使公共精神存量不断增加。“商居共治联盟”中承载了很多有内涵的、有价值的、有影响力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感染周围居民，真正变成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影响更多的社区居民，使社区建设更加和谐。
社区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是多主体各多维二层空间交织的空间，商户处于经济空间，居民处于社会空间，两者空间交织碰撞时，就很容易发生冲突。商户作为盈利性的主体，在经营活动中制造的噪音、环境污染、秩序失序、服务质量降低，给居住在社区内的居民生活造成了困扰，因此为了解决这些困境，社区通过“商居”共治，运用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和冲突主体的资源优势，有效解决“商居”冲突，增进了“商居”关系。居民对商户的包容提高了商户的经济效益，商户对居民的便民服务也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两者之间超越了简单的买卖关系，上升到了情感上的依赖关系，这种和睦友好的交往也营造了美好社区形象。
1.促进社区商业良性发展
商户关注的是自身利益，对于利他性的行为付出的努力很少，只追求自身利益造成矛盾不断出现，降低社区环境质量、秩序混乱、安全系数降低，导致社区冲突不断，整体价值输出持续降低。社区居民对稳定安静整洁的生活氛围的追求与商户追求盈利性造成的噪音、污染和秩序混乱产生了分裂与冲突。社区对和谐社区构建的目标追求也由于社区商业经营活动难以管理而产生管理上的困境。所以商户与居民、社区居委会与商户之间的价值难以调和，致使社区管理难以取得很大的成效，社区内出现的冲突化解在价值上难以协调，即使冲突表面化解了，但是冲突内源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社区冲突也会不断出现。商户与居民经常因为价格和商品质量发生争吵，售后服务不周也经常导致矛盾发生。街区内的商户多是外来人员，在这里做生意主要是养家糊口，他们的目的更多的是盈利。在自己职责范围之外，也不会对社区治理贡献太多的力量。在没有建立联盟之前，商户与居民之间是有相互隔离的。虽然街区的商业性服务为社区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性，但是随着矛盾的出现，社区更好的选择是将商户纳入到治理中来，让商户的力量变为社区冲突化解的重要资源，因此在多方主体的配合下，开始了共促“商居”合作的行动。共同的目标就是把社区的活动搞好，让居民对社区满意，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意能够做好，然后同时也让居民满意，因为居民满意他才会更多的来，增加了街区的人群及流量，这样一定是共赢的。“商居共治”拉近了商户跟居民之间的联系，商户与居民相互促进的，商户为居民服务会带给商户更多的商机。“商居”合作让更多居民认知我社区商业性质，从而增加社区居民对周边商户的认可，并为社区商铺做宣传，在“商居”合作中，商户们为居民做了很多公益性的事情，并得到居民的认可，让居民们有需求的时候，立马想到社区的商铺。在居民心里建立了社区商业服务质量很高的认知，有需求立马想到社区商户，从这个角度来说，“商居”合作提高了社区商业的经济效益。
2.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社区经济是社区各项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可以为社区服务的改善、社区环境的美化、社区文化建设，提供物质帮助，一种是基础性配置，如超市、菜市场、便利店、再生资源回收站等，另一种是发展性配置，如专卖店、咖啡馆、酒吧、健身房、茶室、洗浴中心、娱乐中心等。这些都为社区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包括对老年人、残疾人等基本生活需求的关注，改善服务方式，根据社区特殊人群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比如完善生活服务设施、开展入户上门帮扶、为老人提供上门维修服务、送餐服务等。便民服务的展开，让居民对商户的信任度大大提高，也提高了社区居民生活的质量。社区在“商居”共治中主要是为居民提供日常生活的便利性，为社区生活困难群众提供公益性服务。小区微网格长对家庭困难和残疾人、独居老人的需求调查，社会组织对于商户的需求进行调研，定期收集居民与商户微心愿，涉及学习辅导、维修电器、慰问陪护、生活求助的类别，年龄分布从学生到长者。微心愿发布后，商户和居民积极认领微心愿，帮助彼此解决了困难。在交往中商户赢得了社区居民的认可和信任，社区居民对于商户的服务更放心。社区商业服务便利，商居和睦，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
3.提升社区形象
要解决社区冲突，就需要遵循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构建良好的协商对话平台，多元主体基于信任形成共识，实现同一社区主体的多元价值统一，形成最广泛的社区价值认同，进而实现社区治理的良序和善治。商居与社区内的价值循环主要表现在商居和谐促进社区和谐，社区和谐促使商居和睦。商户与居民是社区的主体，商户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变得和睦，也是社区价值创造的体现。生活在和谐社区，可以使居民更加有自豪感和归属感。通过联盟公约和党建引领使社区居民与商户能够在心理上建立起自觉意识；通过动员会激发了商户和居民为社区建设做贡献的责任感，作为社区的一员有义务为建设美好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制定“商居共治联盟——志廊团”的规章制度，发放联盟公约，发挥了制度约束作用，使商户与居民更加明确社区价值引领的目标；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商户与居民形成和谐有爱的共处关系。在共同愿景下商户与居民愿意为彼此考虑，从而化解了更多的矛盾纠纷。社区居委会对商户帮扶，商户为居民提供服务，这样构成价值创造的循环链，社区居民愿意站在商户的角度考虑问题，商户主动为社区做出服务，居委会对社区商户送上关怀，增加彼此的认同，达成利益共识与共享。形成从各方自治到各方共治来推动美丽家园建设的格局。
4.增强“商居”社区归属感
在“志廊团”这个公共平台中促成交互、促成体验、促成评价、促成更多人的参与，使社区内打造“友善、互助”的空间叙事场景，能够让居民与商户遇到困难和矛盾立马能想到的地方，通过这个平台化解矛盾，提升情感。作为参与主体，商户和居民一直是处于“联盟”中心位置。将社区居民与商户放置在“志廊团”平台的中，商户与居民共同打造了和睦友善的社区氛围。在社区党委和社会组织的推动下，居民与商户都积极参与到社区活动和社区治理中来。“参加这种肯定蛮开心的，因为你能够帮别人做点事情。”街区小罐茶商户刘大姐说到。在“志廊团”的活动开展过程中，商户与居民一方面是重要的参与者，另一方面也是服务的受益者。商户与居民间互帮互助的氛围达成，使社区公共服务与公共事务更能落到细微处，商户与居民共处的社区生活也越来越和谐与美好。“我觉得环境整整洁、井然有序，这样子给人一种比较舒服的体验，出门就可以买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从近期走访调查来看，塔子山社区内通过构建商户与居民的沟通平台，有效化解了部分矛盾，让双方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双方在资源、利益、价值观念的交互中，形成了对于社区治理的共同愿景，对于社区依赖感增强，双方都积极为构建和谐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让社区变得越来月和谐。环境变得更优美、秩序更加规范、商户与居民关系越来越紧密。因此面对“社区卫生环境、景观绿化、噪音污染控制？”这样问题时，商户与居民基本都是持有“基本满意”的态度，由此看出对于社区的归属感越来越强。
本篇研究报告存在很多的不足，首先，理论对案例的分析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提升；社区冲突的类型多种多样，而且复杂程度不同，理论适用性需要进一步检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区商业对社区稳定的冲击力可能也会产生正面的作用，从报告来看，商户与居民的合作可以使社区变得更加和谐，今后研究者可以在此方面加以研究。其次，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资料充分程度不够。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时间限制，掌握的资料并不是很充分，报告真实性是来源于实地走访观察，并且能够融入当地的生活，本文调查资料，还远远没有达到标准的要求。
未来展望，第一，在实践方面，化解城市社区冲突不应拘泥于某一形式，而应因地制宜，积极探索不同的社区冲突治理方法。社区冲突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应推进社区冲突分类治理，不仅是社区服务供给与矛盾冲突治理的现实选择，而且有利于推进社区治理及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第二，理论层面，要整合协同治理和公共价值理论研究领域的知识，对协同治理中各个主体间关系进行细化，提出更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此外，公共价值理论研究最为显著的特点即是缺乏实证调查，面临失去规范性的风险，因此需要在理论中加入案例研究，以改善实证研究不足的情况。目前我国社区冲突呈现出数量大、类型多的特征，不仅会威胁到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且还伤害社区社会关系、损害社区公共利益、扰乱社区公共秩序，不利于社区的和谐稳定。因此社区冲突化解中，不仅要重视冲突主体发挥的作用，更要将社区冲突发挥正面功能，以减少社区治理中的资源消耗，保证社区治理实力高效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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