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薇 东湖街道石牛堰社区党委副书记
摘要：“五方会议”是一个以社区党委为核心、小区党支部为主体，动员多方力量参与，实现群策群力达成共识来解决社区治理难题的协商机制。这个机制通过重塑社区治理结构，打造多方参与、程序规范、制度健全、组织有序的协商治理体系，有效化解了社区管理中的难题，重构了多元主体间的连接，促进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和稳固，是社区协商治理实现形式的重要创新。
关键词：党建引领；民主协商；社区治理；五方会议
一、引言
在当今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单元，其治理效果直接影响到国家整体治理水平和社会和谐稳定。面对新时代的新挑战，如何有效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党建引领、民主协商、社区治理与五方会议的有机结合，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
党建引领是社区治理的根本保障，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神经末梢”，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可以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社区得到贯彻落实，为社区治理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与此同时，随着社区居民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民主协商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民主协商已然是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通过搭建民主协商平台，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可以有效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促进社区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
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利用“五方会议”这一机制推进社区治理，可以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治理模式通过多方参与，包括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物业、业主委员会以及居民代表等，共同商讨社区事务，形成共治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通过这种方式，居民们能够直接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更好地解决社区实际问题，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五方会议”不仅有助于解决社区的实际问题，还能够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当居民们看到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并且在实际治理中发挥作用时，他们会更加关心社区的发展，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从而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发展。此外，这种治理模式还能够加强社区内部的沟通与合作，形成一个团结互助的社区氛围，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党建引领、民主协商、社区治理与“五方会议”的深度融合，对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党建引领确保了社区治理的政治方向，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民主协商则促进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增强了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有助于构建和谐的社区关系。社区治理作为具体实践，通过党建引领和民主协商的有机结合，能够有效解决社区问题，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推动社区全面发展。五方会议是通过开展民主协商，为多元主体的对话、沟通、合作提供平台，也是社区治理的方式。借助这个平台，多元主体可以摆明事实、讲清道理、陈述理由，进而推动矛盾的化解和问题的解决。“五方会议”遵循议事协商——民情沟通——共识达成的基本逻辑，充分肯定了民主协商对于治理绩效提升的重要价值。因此，深入研究这一课题，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与实践日益丰富多元。党建引领、民主协商与社区治理作为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三大关键要素，在学术界和实践中均受到了广泛关注。
（1）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体现。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居委会在国家法制中地位和作用的明确，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模式逐步形成，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层党组织通过发挥其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能够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升治理效能。
芮扬等人指出，党建引领是社区治理创新的关键所在，通过构建“四型”社区（即服务型、文化型、智慧型、和谐型），基层党组织有效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促进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与高效化。[1]同时，党建引领还能够促进社区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为社区治理提供坚实的支撑。谢小芹就以H社区为个案，详细阐述了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机制，包括资源整合、服务优化、居民参与等多个方面，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了实践样本。[2]毛宽海也在山东菏泽的实践探索中进一步强调了基层党组织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通过强化组织建设、创新工作方法、提升服务能力，基层党组织能够有效地应对社区治理中的复杂问题，推动社区治理向更高水平发展。[3]
（2）民主协商与社区治理
在民主协商促进社区治理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致认同其民主化、科学化的关键作用。谢金辉从中国现代化视角，阐述了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民主协商的核心地位，强调多层次协商平台、明确议题及规范程序对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影响。[4]尹露与郭圣莉则通过“组织－服务－空间”框架，分析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历史与机制，指出民主协商是居民表达、党组织汇聚民智的重要桥梁，有助于形成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案。[6]
严炳洲、王汉保和贺俊春探讨了社区协商与构建治理共同体的机制，认为建立健全协商机制可促进居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对话合作，实现共建共治共享。[19]马一鸣基于政治系统理论，揭示了社区协商民主的现实状态与适然路径，提供了新视角。[10]韩福国以上海为例，深入分析了党建引领基层民主协商的实践逻辑。[13]郭圣莉等从分类治理角度，探讨了社区双重属性及其实现机制，支持治理精细化。[14]此外，段萌萌、刘晓峰与丁思佳分别研究了业委会功能实现路径和协商治理的类型、趋势，丰富了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解。[15][16]杨蕊和孟庆莲深入分析了新时代社区协商的核心、困境及实践路径，以及协商民主机制的创新。[17][18]卢家保和刘珂含以湖州市“四方会谈”为例，展示了该模式汇聚多方力量解决社区难题的创新效果。[21]张大维通过6个社区协商实验案例的比较，探讨了协商系统的构建条件、类型及质量辨识标准，强调了协商主体明确、程序规范及结果反馈机制的重要性，确保协商的公正性与可行性。[22]
（3）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其模式选择与构建对提升效能至关重要。学者们观察到，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及居民自治意识提升，传统行政型模式正逐渐转向合作型、自治型。杨丹和王依总结了这一转变趋势，强调合作与自治模式成为主流，倡导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共治，通过构建主体间关系网络驱动治理创新。[5]同时，主体构成及其关系也是研究重点。社区治理涉及政府、社会组织及居民等多方，其互动关系直接影响治理效果。因此，需建立良好关系网络，促进沟通协作。向玉琼和李天聪以X市H社区“红色四邻工作法”为例，剖析了党建引领下的治理共同体构建逻辑，指出场域重塑与跨域交互能打破壁垒，促进主体间交流合作，形成紧密高效的治理共同体。[7]卢瑾和郭光玉则通过分析昆明C社区的“五社联动”，探讨了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认为整合社区内外多方资源能形成强大合力，推动社区治理迈向新高度。[8]
综上所述，党建引领、民主协商与社区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继续深化对这三者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创新和完善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社区治理向更加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
本研究围绕党建引领和社区协商这两个关键词，深入探讨以“五方会议”为代表的社区协商治理机制的运行机制与成效。研究主要分为三步展开，一是系统梳理社区治理、社区协商有关文献，厘清研究的理论基础；二是通过对社区的走访调查和对日常工作的研究分析梳理了本社区社区治理、社区协商的工作模式；三是结合文献资料以本社区社区协商工作为案例，具体分析了本社区社区协商治理机制的运行机制与成效，同时，对比传统社区治理模式探讨了本社区“五方会议”的优势与不足。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2.1.1党建引领
党建引领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党的建设为先导，通过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引领和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实践过程。在社区治理中，党建引领意味着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强化党员队伍建设、优化组织设置、创新活动方式等措施，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而带动社区居民、物业、网格员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和科学化，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2.1.2社区协商
社区协商是指在社区层面，针对社区公共事务、居民关切的问题，通过召集相关利益方进行平等对话、共同商讨，以寻求共识和解决方案的过程。这一过程强调居民的广泛参与、信息的公开透明以及各方利益的平衡，旨在促进社区民主治理，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通过社区协商，可以有效解决社区内的矛盾纠纷，推动社区公共事务的顺利开展，构建和谐、宜居的社区环境，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2.1.3五方会议
五方会议是社区治理中的一种创新协商机制，旨在搭建政府、社区、物业、网格员及居民之间的沟通桥梁。该机制通过定期召集这五方代表共同参与会议，就社区内的矛盾纠纷、安全隐患、环境整治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协商，寻求共识和解决方案。五方会议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和有效解决社区问题，还能增强各方之间的理解和合作，提升社区治理的效率和居民的幸福感。这一机制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理念，是推动社区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
社会资本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首次提出，后经科尔曼、普特南等学者的发展，成为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集体行动的重要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社会网络、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要素在促进集体行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中的关键作用。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语境下，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理解党建如何通过构建和增强社会资本来促进民主协商和社区治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
党建引领是构建社会资本的重要动力。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神经末梢”，通过组织活动、宣传教育、服务群众等方式，能够有效地凝聚人心、增进信任、强化规范，从而在社区内部构建起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网络。这种网络不仅促进了党员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带动了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民主协商和社区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主协商是社会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在党建引领下，社区通过搭建民主协商平台，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讨论和决策，这一过程不仅保障了居民的民主权利，也促进了居民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在协商过程中，居民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和目标，逐渐达成了共识和信任，这种共识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民主协商还促进了社区规范的制定和执行，进一步增强了社区的社会资本。
社区治理是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在党建引领和民主协商的基础上，社区治理更加注重居民的参与和共治。通过整合社区资源、优化服务供给、解决实际问题等方式，社区治理不断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一过程中，社会资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网络为社区治理提供了人力和资源支持；信任促进了居民之间的合作与配合；规范则确保了社区治理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因此，可以说社会资本是社区治理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理解党建引领、民主协商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视角。通过构建和增强社会资本，党建能够更有效地引领社区治理；通过民主协商，社会资本得以不断积累；而社区治理则是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三、需要分析与实践策略
3.1.1社区概况
石牛堰社区地处成都市东南面，南临二环路东五段、东临橡树林路、西北面由河滨路环绕而成，呈扇形地貌，石牛堰河由北向南贯穿，总面积0.48平方公里。有橡树林一、二期、河滨印象、滨河雅居、锦江东湖、摩玛城6个专业物管苑区。社区内现有常住户7579户，常住人口17870人、流动人口4040人，党员326人。社区有11居民小组，14个网格党支部，14个一般网格，40个微网格。低保2人，残疾人41人。辖区驻有锦江区教育局、锦江区妇幼保健院等单位，另有商家店铺110余家。
该社区为城市社区，6个物管小区为高层住宅，辖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参与意愿普遍偏低，居民之间关系生疏。物业与居民间矛盾纠纷不断，社区融合与社区治理难以有效推进。
3.1.2具体需求分析
受国内经济转型和国际复杂局势影响，社会矛盾逐渐显现，风险隐患堆积不易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一些小事也可能成为“三失三气”的爆发点，人口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构成社会治理的“底座”。石牛堰社区人口密度大、流动人口多、居民结构复杂，社区矛盾纠纷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特征，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的“三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在当前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石牛堰社区面临着社区主体权责边界模糊不清的严峻挑战。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却常常被繁杂的行政事务所困，导致其自治属性难以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的缺位与物业管理的缺失，使得社区管理陷入了一种“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遇到问题，各方往往互相推诿，管理服务质量自然难以提升。而居民们对社区自治的了解甚少，他们更多地只是停留在行政事务的配合以及娱乐活动的参与上，对于实质性公共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却显得寥寥无几。这种现状无疑加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使得社区在应对各种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
（2）沟通不畅、对话质量不高，已成为石牛堰社区治理中的又一大难题。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公开往往只是流于形式，信息传达的不及时、不全面，导致居民的知晓率极低。这种信息差的存在，极易引发居民之间的纠纷。同时，物业公司法规意识的薄弱以及管理运作的不规范，也使得其与小区居民之间的纠纷不断。而社区居民大多来自异地，他们的诉求表达能力有限，部分居民在集体纠纷中往往抱有“闹”的心态。在情绪的煽动下，很容易引发争吵和冲突，这不仅影响了社区的和谐稳定，也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3）缺乏指引、协商机制落地难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社区矛盾往往具有公共属性，牵扯到众多利益相关主体。而这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又存在着不同的诉求，这使得矛盾的解决变得异常复杂。然而，社区当前却未建立起有效的协商机制，难以促成多元观点的交流和共识的达成。这种现状不仅加剧了社区矛盾的激化，也使得社区在应对各种挑战时显得束手无策。因此，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协商机制，促进多元观点的交流和共识的达成，已成为石牛堰社区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3.1.3治理逻辑梳理
（1）五方会议、协商民主与“有事好商量”理念关系分析
“五方会议”是协商民主在社区治理中的实践形式，通过“五方会议”，社区党委、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和社会组织等各方能够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多方参与和共同治理原则。在“五方会议”中，各方能够平等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并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这符合协商民主的平等对话和理性讨论要求。而“有事好商量”正是“五方会议”和协商民主的精神内核，“有事好商量”强调的是在解决问题时，各方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这一理念贯穿于“五方会议”和协商民主的全过程。在“五方会议”中，各方需要秉持“有事好商量”的原则，尊重彼此的意见和诉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解决社区问题。同样协商民主也需要在“有事好商量”的精神指导下进行，确保各方能够平等、理性地参与讨论和决策。三者共同推动社区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合法化，通过“五方会议”和协商民主的实践，社区治理能够更加民主化，确保各方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和尊重。“有事好商量”的理念有助于形成理性、平和的讨论氛围，推动社区治理的科学化和合法化。三者的结合能够形成有效的社区治理机制，提高社区治理的效率和效果，促进社区的和谐与发展。
（2）五方会议、协商民主与“有事好商量”理念逻辑梳理
社区治理需要多方参与和共同治理，社区治理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和共同治理。“五方会议”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多方参与机制，确保各方能够平等地参与社区事务的讨论和决策。协商民主是实现多方参与和共同治理的有效方式：协商民主强调平等对话、理性讨论和共识达成，符合社区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合法化要求。通过协商民主的实践，可以推动社区治理的民主化进程，提高治理效率和效果。“有事好商量”是协商民主和“五方会议”的精神内核，“有事好商量”强调在解决问题时各方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这一理念贯穿于协商民主和“五方会议”的全过程。通过秉持“有事好商量”的原则，可以推动各方形成共识、解决矛盾，促进社区的和谐与发展。
综上所述，“五方会议”、协商民主与“有事好商量”三者之间在社区治理中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它们共同构成了社区治理的有效机制，推动社区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合法化进程。
3.2.1明确权责，强化党建引领的共治格局
在社区治理中，我们强化党建引领的共治格局，通过“线上课堂”看石牛党组织号召力、“一月一主题党员志愿服务”看石牛党建活动引领力、“三问三亮五带头”看石牛党员战斗力等方式，用进院调解、入户问需、到家服务、上门送学等具体事务检验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不断把党员学习教育实践转化为社区治理。我们依托“红牛担当”志愿服务项目，党员作为先锋模范，深入微网格，激活其“三有三亮”动力源（即：服务院落居民有时间、有精力、有经验，遇到问题敢于亮身份、亮门牌、亮担当），共同参与矛盾化解，缓解小区矛盾。
以解决社区主体权责边界不清的问题为例，我们首要任务是明确界定社区、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及居民之间的权责关系，确保各方在自身职责范围内高效运作。为此，我们强化网格党建工作体系，将党组织深度嵌入网格治理中，不仅实现党组织与网格管理、居民自治的深度融合，还通过党员下沉网格，明确党员在网格中的具体职责，如监督物业、协调居民等，确保自治属性得以发挥。党员作为先锋模范，深入微网格，确保网格党支部书记与网格长、居民小组长职责明确且协同作战，利用党建引领力推动网格内物业纠纷的源头预防与解决。同时，全面覆盖党的组织和工作至物业服务项目，通过派遣党建指导员，确保物业企业成立党支部或联合党支部，实施“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确保党组织对社区物业服务管理的全面领导。以“微网实格工作站”为支点，强化“红色阵地”功能，构建诉源治理的“铁堡垒”。
3.2.2创新机制，构建多方联动的解纷体系
针对沟通不畅、对话质量不高及协商机制落地难的问题，我们创新性地建立“五方会议”机制，以小区党支部为核心，联合物业、网格员、居民骨干及热心群众，每月定期召开会议，实现问题提出、服务反馈、协调解决的一体化流程。在会上，居民代表提出集中问题和建议；物业则报告服务情况、财务状况以及下月的工作计划和目标，并对居民的关切作出回应；网格党支部负责协调和确保问题得到公正解决；社区通过会议收集社情民意。通过“五方会议”，我们充分利用了网格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建立了完善的议事制度、清单和反馈机制，确保了议事协商的高效和针对性，激发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和主动性。
图 1五方会议社区协商执行示意图
同时，我们还同步实施了“物业企业联席会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工作会”制度，定期按轮值原则举办联席会议。每次会议都会邀请辖区内的物业公司、网格员、东湖义警等相关负责人参加。通过回顾物业的近期工作、讨论小区居民的主要诉求和热点问题，以及现场观摩等方法，共同探讨解决纠纷的策略，提高物业纠纷的前端调解效果，实现物业服务管理与社区治理的有效结合。通过这两项制度的实施，我们为物业和业主之间搭建了一座“连心桥”，进一步推动了纠纷的前端治理和源头预防。
3.2.3动员力量，汇聚多元参与的解纷合力
为增强社区自治能力，动员多方力量，我们依托“红牛担当”志愿项目，采用“动员-启发-赋能-实践”模式，培育社区自组织，通过项目梳理、资源对接和动员参与，成功组建了以法律明白人、居民骨干和调解专家为核心的“石牛帮帮团”。我们还购买了专业社会组织的培育孵化服务，通过集中授课、案例分析和现场观摩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了“多元齐参与，共话微治理”等自组织能力提升活动。通过专业培训、案例分析、现场观摩等，提升自组织的调解技巧、沟通能力和宣传能力。
同时，我们邀请律师提供专业指导，增强自组织在调解技巧、沟通和宣传方面的能力，引导居民自治回归有序和常态，持续提升“帮帮团”的业务素质和专业能力。此外，引入社区律师，为社区居民提供零距离普法服务，我们充分利用社区律师的专业职能，引导居民逐步树立依法办事、遇事找法、解事用法的意识。通过举办普法讲座、提供现场咨询、电话咨询、上门调解以及参与社区风险隐患排查和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等多种方式，确保居民能够在自家门口享受到专业的法律服务，同时增强居民的法治观念，引导居民依法办事。此多元并举的工作格局，不仅提升了“帮帮团”的专业素养，还促进了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有效汇聚了多元参与的解纷合力，实现了物业矛盾纠纷的“一条心”化解。
3.3.1实践案例分析
在现代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中，高空抛物问题成为了悬在居民头顶的一把利剑，严重威胁着社区的安全与和谐。烟头、纸片、生活垃圾等物品，一旦从高空坠落，就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尽管社区持续开展上门劝导、日常安全宣传及志愿巡逻等措施，但成效仍显不足。
以橡树林一期小区为例，该小区建于2009年，拥有7栋13个单元，共计2407户居民，作为高层建筑社区，高空抛物现象频发。这不仅易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还加剧了邻里关系的紧张，损害了小区的整体形象。面对居民的强烈反响，社区两委迅速响应，协同专职网格员、居民小组长、物业公司等深入小区进行走访调研。在充分掌握民情、收集民意后，社区党委将高空抛物现象列为橡树林一期“五方会议”的核心议题。
在商前调研阶段，小区党支部组织党员深入了解情况，广泛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调研发现，XX物业公司频繁接到业主关于高空抛物的投诉，且抛物物品主要为生活垃圾。由于取证难、维权难，物业公司往往难以迅速准确地找出肇事者。如何厘清侵权责任，成为高空抛物事件的争议焦点。为避免无辜者受牵连，同时确保真正的肇事者承担责任，加强小区高空抛物治理显得尤为迫切。
为此，东湖街道石牛堰社区党委依托“群众工作之家”协商议事平台，围绕三条核心策略，深入推进小区治理工作：
一是明确权责，强化党建引领的共治格局：
1. 由小区党支部明确各方权责，包括党员、物业、网格员、居民小组长及热心群众的角色与责任。
2. 强化党建引领，通过党支部组织定期会议，确保各方对高空抛物治理及消防安全等议题有共同的认识和行动方向。
3. 实施责任到人制度，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负责，形成紧密的共治格局。
二是创新机制，构建多方联动的解纷体系：
1. 创新建立高空抛物治理联动机制，涵盖社区、物业公司、派出所及居民代表，形成快速响应体系。
2. 制定详细的应急处理预案，明确各方在事件发生时的具体行动步骤，确保高效解纷。
3. 定期召开多方联席会议，依托“群众工作之家”协商议事平台，由小区党支部牵头，召集党员、物业负责人、网格员、居民小组长、热心群众等五方代表，分享信息，协调资源，共同解决小区治理中的难题。
三是动员力量，汇聚多元参与的解纷合力：
1. 动员小区内外多元力量，包括居民志愿者、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高空抛物治理及消防安全宣传。
2.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如文明习惯养成讲座、消防安全演练等，提高居民的安全意识和参与度。
3. 设立居民监督小组，鼓励居民自发监督高空抛物行为，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
在石牛堰社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通过明确权责、创新机制、动员力量，小区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各方代表紧密合作，共同发力，不仅有效解决了高空抛物等安全隐患，还增强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居民的事无小事，只有切实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才能提升他们的幸福指数。石牛堰社区将继续坚持五方会议机制，对高空抛物行为进行“标本兼治”，不断增强居民的安全意识，共同守护居民“头顶上的安全”。未来，石牛堰社区将继续深化共治格局，不断创新治理机制，汇聚更多元的力量，为居民创造更加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
3.3.2治理实践成效
在社区实践中，我社区创新探索“五方会议”治理机制，不断深化和拓展“枫桥经验”的实践应用，使其在基层治理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通过多方参与、共同协商的方式，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形成合力，推动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和基层治理的持续改进。在这一过程中，注重总结经验、提炼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内涵，使其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 在机制创新上着力，“五方会议”初显成效
面对群众多样化、品质化的服务需求，石牛堰社区创新开展“群众工作之家”的工作中，在用好东湖街道物业纠纷“3D化解工作法”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由社区、网格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居民等五方参与共建共治议事的“五方会议”治理机制，通过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开展议事活动，共同研判处理小区问题，实现问题就近反映、诉求及时回应、矛盾纠纷就地化解。2023年，社区“群众工作之家”利用“五方会议”收集社情民意信息417条，协调解决居民诉求396条，充分发挥“红色引领人”的优势，用“机制”撬动“治理”运转，形成了体系化的民意“诉求－解决－反馈”机制，维护了社区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2. 在阵地拓展上给力，“1+6+N体系”提质增效
为便利群众就近信访和调解纠纷，着力把“群众工作之家”的触角延伸到群众家门口，将“群众工作之家”嵌入在居民身边，形成了“1+6+N”群众工作之家体系，实现社区有“家”，小区有“室”。“1”即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原点，发挥引领作用；“6”即整合“小区党群服务站”，用6个“小家”提质增效；“N”即拓展至“两新”组织治理“微空间”（链家、高漠、辖区银行等），实现常态化“随手调”，实时掌握社情民意新情况，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分析、早介入、早处理。吸引“老党员”“老干部”“双报到党员”等406名入驻“群众工作之家”微阵地，由网格（小区）党支部书记牵头，网格员、物业等相关人员参与，实现大家在家门口坐下来议小区事、办小区事。
3. 在素质提升上发力，“石牛帮帮团”茁壮成长
依托“群众工作之家发挥“红牛担当”志愿引领作用，经过项目梳理、资源对接、发动参与，成立了以法律明白人、居民骨干和有调解特长的“石牛帮帮团”。购买专业的社会组织进行培育孵化，通过集中授课、案例讲解、现场观摩等方式，不断提升“帮帮团”的业务素质和专业能力。”，抓实社区网格化管理对矛盾纠纷的排查，打造摩玛城小区“石牛帮帮团调解工作站”，配备了红马甲、笔记本、水杯、袖标等办公生活用品，以规范化、专业化和形象化促进调解工作的常态化。
同时，吸纳更多居民到“群众工作之家”，以“动员－启发－赋能－实践”模式推动培育社区自组织，吸纳18支自组织354个人，组织实施“多元齐参与，共话微治理”等自组织能力提升活动，邀请律师给予专业指导，赋能自组织调解技巧、沟通与宣传等能力，引导居民协商制定杜绝违章搭建、楼道堆放物品以及文明饲养宠物等居民公约，不断提高自组织成员参与社区治理能力。
4. 在解决问题上聚力，“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在居民反映的矛盾纠纷中，物业矛盾最为常见，这也是“群众工作之家”调解的重点。自2022年5月，东湖花园2期业主、物业因“东湖岛项目” 实施矛盾激增，反复投诉，主要诉求是：为东湖花园2期安装小区大门及门禁道闸系统，并对噪音施工进行整改。石牛堰社区以“群众工作之家”为载体，以“五方会议”治理机制为抓手，组织召开协调会23余次，最终促使项目方于2023年9月完成东湖花园2期小区大门及门禁道闸系统的交付使用，并对施工期间产生的噪音进行了抑制。东湖花园业主对此表示非常满意。
当然，社区不只有“大纠纷”，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在“群众工作之家”的负责范围。2023年5月，摩玛城小区业主找到小区“群众工作之家”，反映该小区地下车库堆放盆景，存在安全隐患。接到反映后，“群众工作之家”的调解员第一时间来到地下车库核实情况，联系上盆景主人，通过多次上门协调，最终清理了地下车库堆放的盆景，排除了安全隐患。
四、反思和展望
在回顾与审视社区五方会谈调解矛盾的工作历程中，我们深切体会到这一机制对于推动社区和谐、增进居民福祉的不可替代作用。过往，通过“五方议事会”的深度融入，我们成功构筑了政府、社区、物业、网格员及居民之间的沟通纽带，使得各类矛盾纠纷能够得以迅速浮现、充分交流和有效化解。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审视与改进。
尽管五方会谈在矛盾调解上已初显成效，但在信息搜集的全面性和传递的高效性方面，我们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展望未来，我们必须进一步优化信息搜集的渠道和机制，确保每一位居民的声音都能被准确捕捉和充分尊重。同时，我们还应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与配合，确保问题一旦反馈，便能得到迅速响应和高效解决，从而进一步提升居民对社区治理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此外，在调解过程中，我们还需更加注重专业性和法律性的提升。面对部分涉及复杂法律条款或专业知识的矛盾纠纷，我们必须引入更多具备法律、心理等背景的专业人才，以提高调解的专业水平和公信力。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对公正、公平调解的期待，进一步巩固社区的和谐稳定。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当前社区居民在调解过程中的参与度和主动性仍有待提高。虽然已有部分骨干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调解，但要让所有居民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我们还需通过举办更多元化的活动和服务，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
最后，在反思中我们深刻认识到，社区治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优化过程。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区治理理念，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和方法，努力打造一个更加和谐、宜居、充满温度的社区环境。我们相信，在全体居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社区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搭建平台，完善协商机制。在橡树林一期高空抛物问题解决后，为进一步拓宽参与渠道、完善协商机制，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实践站”作用。将“五方议事会”嵌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鼓励社区主动使用“实践站”“群众工作之家”等小区空间，参与公共事务，使小区空间成为居民主体意识培育和发声发力的重要阵地。同时，还积极推动社区建立和规范议事协商机制，厘清多元主体的权责边界，明确社区协商的内容、议事程序、规则以及决策的监督实施，确保议事机制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并能够达成共识或制订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梳理经验，培育矛盾纠纷调解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深度培育“石牛帮帮团”调解队，并形成“需求让居民表达”“问题让居民讨论”“实践站让居民参与”“管理让居民评议”的工作技巧。为后续解决其他社区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参考。力争物业纠纷案件同比下降，调解成功率提升，群众“三感”指数显著提升。（三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推动实践，深化成果影响。结合收集到的其他治理难题，运用社区“五方会议”民主协调机制，通过实践，各社区主体在对话、沟通与协作中，增进了不同意见和价值观的交流与相互理解，逐步形成社区生活共同体意识。
基层民主协商是我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开展基层议事协商也是优化城乡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石牛堰社区关于“高空抛物”的协商经验正是推动“有事好商量”的基层实践探索。通过民主协商，社区成员可以更加广泛地参与决策和问题解决，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增进居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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