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化党建是近几年基层党建创新的一次重大探索，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带来了强劲驱动，已成为加强和巩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区域化党建通过组织形态创新与资源协同机制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本研究以成都市华兴街特色街区为案例，针对城市化进程中传统党建模式与新兴治理场域的适配性危机展开创新实践。面对街区“两新”组织规模小、党员分散导致的组织覆盖“悬浮化”、资源整合“孤岛化”及治理效能“碎片化”等困境，华兴街社区党委以网络治理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为支撑，构建“单建支部（大型企业）+联建共同体（小微商户）”弹性组织网络，通过单独组建11个党支部、联合12家小微商户成立商业场联合党支部实现100%组织覆盖；同步创立“服务-积分-客流”资源交换闭环，激活商户参与内驱力。创新建立“街区-社区-商圈”三级党建联席会（商户代表占席40%），推动王府井百货等龙头企业与小微商户结对共建，形成“老字号带新品牌”协同机制。实践表明，该模式成功破解了治理碎片化难题，切实促成“街区-社区-商圈”协同共治，为超大城市特色街区提供了“党建引领-资源共生-发展共享”的可复制范式，彰显了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中的核心引擎作用。
关键词：区域化党建；基层社会治理；组织覆盖；网络治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
（一）宏观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区域化党建是近几年基层党建创新的一次重大探索，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带来了强劲驱动，已成为加强和巩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2009年11月，时任中组部长李源潮指出，以街道社区为轴心，在夯实社区人才、经费、活动场所和协调共建机制的基础上，构筑基层区域化党建格局。 2010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文件，强调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强化驻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责任。从此，区域化党建就成了一种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党群双方良性互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一直以来，我党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注重突出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 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着重谈到了区域化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 系问题，并指出“城乡社区处于党同群众连接的‘最后一公里’，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由此可见，开展区域化党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一项重要任务。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促进各级党组织之间的横向沟通和协作，如何协调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是我们当前一段时期内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微观背景
落到基层微观的治理场域，传统“单位制”社会结构解体，大量“两新”组织、流动人口涌入社区，基层治理呈现主体多元化、需求复杂化、问题碎片化 特征。原有以行政条块分割为主的党建模式难以有效整合商圈、企业、社会组织等新兴力量，导致治理资源分散、服务供给失衡、群众诉求响应滞后。这种由社会转型带来的新型治理场域与传统党建模式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一是组织覆盖“悬浮化”，传统党建模式失能。在纵向组织关系上，街区-商圈作为经济功能区，缺乏垂直的行政隶属关系（如华兴街企业不受政府垂直管理），传统“单位党建”无法依托行政建制建立党组织，导致党建“无根基”。在横向层面，“两新”组织规模小、党员少（如华兴街超80%组织党员不足3人），无法独立组建党支部，而商圈主体关系松散、利益多元，联合建党组织难度大，形成大量党建“空白地带”。二是资源整合“孤岛化”：治理合力难以凝聚。部分“两新”组织因生存压力（如小微商户）或认知偏差（如非公企业重盈利轻党建），对党建参与消极，导致优质资源（企业资金、人才、场地）闲置，难以整合利用。但同时，社区公共服务需求多元化（如助残、法律咨询），但资源分属不同主体（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缺乏协同平台，出现“有资源的无需求、有需求的无资源”困境。三是治理效能“碎片化”，基层统筹能力不足。由于群众诉求（如环境整治、商户纠纷）需跨部门协同，但条块分割导致“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如华兴街仅靠社区党委无力应对商户个性化需求）。此外，党建与商圈经济缺乏深度绑定，企业看不到党建对经营的实质助力（如品牌曝光、资源对接），参与动力不足，治理陷入“政府干、企业看”的被动局面。
可以看出，上述难点共同指向传统党建与新兴治理场域的适配性危机，亟需从组织层面打破行政壁垒，构建弹性组织网络；从资源层面建立互惠机制；从效能层面以服务切入（如法律咨询、创业培训），将党建转化为“生产力”。因此，区域化党建正是通过组织重构、资源联享、服务赋能，缝合治理断层，回应城市化进程中基层治理的深层挑战。
（一）理论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区域化党建模式创新能为基层党组织如何在新经济土壤中“扎根”提供解决方案。由于传统党建理论依赖行政垂直管理，而区域化党建通过“单建+联建”弹性组织模式（如华兴街组建23个支部覆盖小微商户），提出“去科层化网络覆盖” 新路径，为新兴领域党建提供方法论支撑。此外，以 “服务换参与”（如党员志愿服务积分兑换商户折扣）和“利益绑定”（党建支持作为政策享受前提）等机制，将“资源依赖理论”落地为可操作的资源整合工具箱，破解“有资源无合力”难题。
（二）现实意义
在现实的实践层面，区域化党建能直击治理痛点：一是解决组织覆盖难的问题，针对“两新”组织党员不足3人、无法建支部的困境，华兴街通过 联合党支部（如商业场联合党支部）覆盖12家小微企业，实现100%组织覆盖。二是打破资源散的困境，通过建立“需求-资源-服务”精准对接的共建平台，可以以制度化协作替代临时性联动。对社区而言，能突破服务资源瓶颈，借助企业专业力量补齐法律、医疗等精细化服务短板；对驻区单位而言，通过参与治理塑造社会形象，在政策支持、品牌曝光中获得实质性回报；对居民来说，其获得更丰富、高效的公共服务，提升生活品质与归属感。这种互利机制使党建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需求”，实现群众获得感、企业成长性、治理有效性三重提升。
区域化党建是新时期党组织建设的一种新形式，它是在新时期党的建设实践 探索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国内的学者对于区域化党建进行了一定量的研究，研究的重点却是不同的。其主要观点有：
一是关于区域化党建对社会治理的意义研究。区域化党建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条新型党建路子，突破了条块分割的治理弊端，建立起横向与纵向上条块融合联动的基层党组织治理模式，有助于构建起开放型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学界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政党本身和对社会两个方面。蔡伟（2009）认为，党建工作的变 革体现在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和党员管理方式等方面。卢爱国、陈洪江（2015）提出区域化党建具有社区社会整合、基层行政整合功能。有不少学者站在管理的视角，认为区域化党建通过构建服务平台、丰富活动载体和网络管理等多种方式，促进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谢方意（2015）指出，当前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呈碎片化状态，区域化党建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系统性特点，符合社 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是激活党组织社会整合能力的新途径。
关于区域化党建的问题研究。蒋旭（2021）在《新时代区域化党建困境与对 策研究》一文中提出，区域化党建缺少共同需求，主客体内在动力不足；领导体 制松散，党员管理形式单一等问题。刘东文（2023）在《新时代区域化党建的 生成逻辑、现实困境及深化路径》中指出，区域化党建在运行中的现实困境主要 表现为四方面：一是运行过程行政化、二是参与主体疏离化、三是组织架构悬浮化、四是考核评价形式化。舒晓燕(2023)在《推动区域化党建高质量发展》一 文中指出，区域化党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三方面困境：一是组织网络构建困境，二是机制运行的困境，三是内生动力不足
关于区域化党建推进社会治理的对策研究。毛文璐，黄元霞（2022）在《区 域化党建的生成逻辑、基本功能及优化路径》中主张从树立人民中心理念、发展 基层协商民主、增强党组织服务新功能、搭建网络问政平台等方面优化新形势下 的区域化党建工作。黄倩倩（2018）在《以区域化党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一文中提出，通过强化社会组织的培育，畅通多元主体参与的渠道，推动社区文 化建设，注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弘扬，提高居民的素质，合理划分政府事权与 社区事权等方面，使区域化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张晶（2020）在《基层治理中区域化党建的实践与思考》中提出应该在强化区域化党建工作的 组织机构、营造区域性大党建氛围、建立区域化党建工作的考评机制等方面加强 工作，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一）研究思路
本文以成都市华兴街“红色引领街区善治”实践为研究对象，采用案例研究法与结构化访谈法，通过对社区党委、商户代表、“两新”组织负责人等多元主体深度访谈，结合政策文本分析，研究实务界现状、面临的困境，并系统解构区域化党建的共建机制与实施路径，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反思和总结，以期为相同条件的社区提出借鉴路径。
（二）研究方法
1.案例研究
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法，以成都市华兴街2019-2023年区域化党建实践为样本，全程追踪其从治理痛点识别到创新机制落地的动态过程。案例研究法是一种深度聚焦单一实体（个体、群体或组织）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其在自然情境中长期连续观测，揭示复杂现象的内在机制与演化规律。其核心特征在于过程性，
关注动态演变而非静态切片，该方法尤其适用于探索“如何”与“为什么”类问题。
2.结构化访谈
本文采用非结构化访谈法，不预设固定问卷，围绕“区域化党建的实践痛点与创新路径”这一核心主题展开开放性对话。访谈者根据现场情况灵活调整提问方向和顺序，鼓励受访者自由阐述真实体验与观点。具体实施如下：（1）社区党委干部（5人），重点询问组织覆盖难题的解决过程（如“联合党支部实际运行遇到哪些阻力”）。（2）商圈企业主（12人），聚焦党建参与动力的真实变化（如“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是否真带来客源”），挖掘经济利益与治理参与的联结点（3）党员志愿者（10人），追踪服务可持续性（如“若取消补贴是否继续参与”）。
（一）理论基础
1.组织层面：网络治理理论
网络治理理论关注多元主体如何通过平等协作替代传统科层统治，解决跨边界公共问题。其核心逻辑在于，当单一政府无法应对碎片化社会时，需将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节点编织成弹性网络，依靠信任、协商与资源共享达成集体行动。例如城市更新中，政府、开发商、居民组成“更新联盟”，通过定期协商（如社区议事会）平衡利益冲突，而非行政强制。该理论强调三点突破：一是结构扁平化，打破层级，以项目制临时组合主体（如商圈党建联席会）；二是规则内生性，即行动准则由参与者共同制定（如商户公约）；三是效能互依性：成功依赖节点资源互补（如企业出资金、社区出场地、NGO出服务）。其缺陷在于协调成本高、问责模糊，但为区域化党建中“多元共治”提供核心支撑。
2.资源层面：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揭示组织生存取决于关键资源获取能力，而资源常掌控在其他主体手中，迫使组织通过合作、妥协或竞争建立依赖关系。在公共治理中，政府需企业的资金技术、企业需政府的政策合法性、社区需外部服务资源，形成“你中有我”的共生链。例如：社区党建中心依赖商户提供场地，商户则依赖党建标签换取政府补贴；社会组织以专业服务能力换取政府购买项目。该理论的核心策略是资源交换与权力平衡：弱者通过结盟（如小商户联合体）增强议价能力，强者通过让渡资源（如企业开放文体设施）换取社会声誉。区域化党建中的“五联机制”（资源联用、服务联做）本质是构建资源互惠循环，将零散资源转化为治理资本，但需警惕资源垄断导致的权力失衡。
（二）概念界定
1.区域化党建
“区域化党建”是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整合驻区单位等不同领域党组织资源，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在一定区域内通过党组织组建动态化、活动开放化等举措，推动党建工作整合、磨合、融合，增强区域性党组织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党建统筹发展，以及组织建设、社会治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
2.基层社会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是以基层社会为中心，统筹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参与主体，解决基层社会实际问题的过程，最终目标是实现基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整体的稳定统一。具体而言，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是涵盖基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方面的治理活动，通过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更加科学、全面和高效的基层服务模式，探索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发展格局，实现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目标，促进基层社会的平稳有序发展。
（三）区域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机理
区域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机理在于：通过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打破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的壁垒，以党组织为纽带和核心引擎，有效整合区域内各类治理要素，引领治理理念、方式和结构的现代化转型，最终构建起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1.促进组织与社会资源整合
区域化党建作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引擎，其首要机理在于强大的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它通过构建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党建联席会议、共建委员会等平台，有效打破了条块分割和资源分散的壁垒，将体制内外的各类党组织、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及党员骨干紧密联结起来。依托其扎根基层的信息优势和公信力，党组织精准识别居民需求，并作为纽带引导协调驻区单位的场地、人才、技术资源，企业的资金、物资资源以及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资源等，围绕“微心愿”、社区营造等具体项目进行精准对接和高效配置。这种组织化动员和项目化运作模式，显著降低了资源流动成本，汇聚起“1+1>2”的治理合力，为基层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人力基础。
2.形成多元治理体系
区域化党建的深层机理和最终目标指向是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治理体系。它通过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如在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中建组织或派指导员），确保党组织在多元主体中始终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把好治理方向。在此框架下，区域化党建有效激活并凝聚多元主体：引领驻区单位从“局外人”变为“责任者”；培育引导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服务；带动市场主体履行社会责任；同时，通过宣传发动、搭建楼组党建、居民议事会等平台、培育党员骨干社区领袖，充分激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自治活力。通过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协商议事机制、高效的联动响应机制（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以及共建共享的激励机制，将多元力量凝聚成治理合力，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3.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在有效整合资源的基础上，区域化党建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力。它引领治理理念从管理向服务转变，强化“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党员干部角色转型，聚焦解决急难愁盼。同时，倡导法治精神与协商文化，在矛盾协调、规约制定中引导依法办事，并通过议事厅、恳谈会等平台培育理性协商的民主氛围。在治理方式上，区域化党建推动协同治理，促成跨部门、跨主体的信息共享与联合行动；深化精细治理，依托党建网格与治理网格的融合，推动力量下沉，实现风险、矛盾的动态感知与精准响应；赋能智慧治理，融合“智慧党建”与“智慧社区”，运用大数据、信息化平台优化信息收集、任务流转与效能监督，形成“群众点单、党组织派单、党员接单、多方评单”的高效模式，显著提升了治理的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和整体效能。
（一）案例背景
成都市华兴街特色街区位于王府井百货（总府店）的背面，该区域内保存了大量古建筑和历史文化遗迹，同时也有现代商业和文化设施，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城市发展相融合的景观。特色街区以其历史风貌和人文底蕴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很多优美的古建筑，如清朝时期的衙门、司法衙门等。此外，还有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小吃和手工艺品，如麻辣香锅、串串香、蜀绣、川剧变脸等，让人仿佛穿越回了一个具有浓郁川渝文化的年代。
2019年华兴街社区启动城市更新改造，截至2021年，已完成一期改造的全部内容，依托传统街区更新，以独特的主题风、文化风、场景风实现了华兴街街区复苏，通过对社区场所环境、业态环境、生活环境、文化环境的建设，在保护传统街区文化价值、延续地域文化传承、引导“两新”组织和居民群众参与治理、激发街区活力、提高基层治理认知方面提供了具有实践性的参考。几年来的运营发展，让华兴街街区成为了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以下简称“两新”组织）的集中地，是人才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的聚集地。
“两新”组织快速发展，大量新的社会群体应运而生，依靠行政建制设立党组织、以纵向控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单位党建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要求。党建工作不能有效覆盖，一度成为基层治理的难题，其痛点主要在：
一是党的组织建设不能有效覆盖。街区-商圈人口密度高、人流和物流快速而频繁，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两新”组织大量集聚，按照行政和生产单位建立基层党组织的传统模式并不适用于商圈。从纵向上看，街区-商圈作为一个经济区域，没有一个由上至下统一的行政建制，街区-商圈中的企业与政府部门也不存在隶属关系，设立基层党组织缺少强有力的纵向依托；从横向上看，很多“两新”组织的党员人数无法满足“三人以上”这一成立党组织的基本条件，需要与其他“两新”组织联合建立党组织。但街区-商圈内主体多元、相互关系较为松散，依靠自身力量无法完成党的组织覆盖。
二是参与主体积极性不高，资源难以实现整合。党的建设不能搞“独唱”，必须要在政治引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对自身和来自社会层面的各种资源进行汲取、优化配置和激活，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变“独唱”为“合唱”，才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华兴街街区-商圈内拥有各类企业、单位、社会组织等质优量大的社会经济资源，但其中一部分“两新”组织由于自身生存压力大、对参与社会治理和政治生活的意愿不强等原因，没能进一步参与到党的建设中来，导致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社会微治理在街区-商圈出现了“真空”。
三是工作方式上，党建工作必须加强吸引力。从管理体系上看，非公企业以逐利为主要目的，社会组织则以自我发展为中心，党组织在管理体系中逐渐边缘化，“两新”组织不愿在党建工作上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街区-商圈党员特点看，华兴街街区-商圈党员102名，45岁以下党员85名，占比83.33%，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党员89名，占比87.25%，他们年龄轻、学历高、观念新，对业务技能和自身生存发展更感兴趣，也容易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传媒手段获取相关政策、信息，以学习、教育和传达上级精神为主的传统组织生活势必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
（二）主要做法
红色引领街区善治。社区党委为主导、街区行业为载体、党员志愿者引领专业志愿者的长效工作机制，有效促进街区党建、行业党建与社区党建工作同步。
1.提升组织力和政治功能。组织为“骨”，破解党组织有效覆盖难的问题，重点提升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突出政治功能，为社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根据街区-商圈产业布局、党员分布等情况，按照有利于党组织开展活动和党员发挥作用的原则，从纵向上依托社商居党建联盟上下联动，从横向上通过党建组团打破党建资源条块、层级分割的壁垒束缚，有序推进街区-商圈党建资源统筹、协调、发展。推行“党建组团”模式，让党的组织触角横向到边，扩大党的“两个覆盖”。华兴街街区党委因地制宜、灵活设置，对有3名以上党员、党员构成合理、有合适支部书记人选、生产经营稳定的企业，单独组建基层党组织；对地域相邻、行业相近、生产经营联系比较紧密，但暂不具备单独组建条件的企业，可以打破单位界限，以一家规模较大、党员人数较多的企业党组织为核心，联合若干家规模较小的企业，建立联合党支部。通过单独建+联合建，推动“两新”组织与“两新”组织党组织同步孵化、同步成长，做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目前，华兴街街区以行业统建、区域联建、共驻共建等方式，单建王府井百货总府店党支部等11个支部，联建商业场联合党支部等12个支部。面向党员激活“红色”服务。一方面，向流动党员广泛提供“红色”服务。设立流动党员服务站，主要做日常党员管理、“线上”平台建设、“线下”党员活动等工作；另一方面，让党员“站出来”，提供“红色”服务。设立党员志愿者服务站，党员志愿者用志愿服务时间获得积分，享受认证商家的会员折扣或优质服务，有效吸引党员志愿者长期参与志愿服务。
2.建设“红帆动力·华兴善治”社区大党建品牌，引领青年发展型街区建设。依托四川报业博物馆等单位，打造初心馆藏党性教育基地，讲好红色故事，强化党建文化引领，丰富红色教育载体，促进社区治理。联合团区委按照青年发展型城区建设的要求，围绕青年消费热点，集中在时尚、文创、潮玩等商铺业主，培育挖掘10位青年创业能人，增强红色引领力。做好3次“红色参访”，让街区成功的青年创业者或行业专家现身说法分享创业经验和就业技巧、街区商家开展交流互助促进商业繁荣。把街区-商圈“两新”组织是否支持党建工作作为业主当选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重要参考，作为“两新”组织享受政府扶持政策和承接公共服务的重要条件，强化业主这个“关键少数”重党建的意识。
3.党建推进社区共建共享和商家企业经营共同发展。牢牢抓住商家企业业主这个“关键少数”，推动社区融合式大党建设。鼓励和吸引华兴街社区和街区的领军企业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阵地，分享经验、共享资源，提供法律咨询、实地指导、中介等个性化服务，一边以老带新、大带小，反哺社会、带动小新企业发展，一边通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平台扩大品牌影响力，塑造企业形象，推动自身发展。
4.加强社会服务。紧紧围绕“品位锦江·幸福城区”，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党建引领瓦当瓦舍、熊猫邮局、星空里、中海、舞东风、王府井等街区企业组建拥有法律、应急、英语、商管、心理、助残、文创等专业志愿者的华兴街社区“红帆动力”青年志愿服务队，提供专业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服务，服务特色街区发展治理，满足居民群众的不同需求，提高居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一）组织网络重构：破解“碎片化覆盖”难题
针对商圈“两新”组织规模小、党员分散的特点，华兴街摒弃传统科层制垂直管理，创新“单建支部（大型企业）+联建共同体（小微商户）”的混合模式。例如单独组建王府井百货党支部11个，联合12家小微商户成立商业场联合党支部，实现党组织100%覆盖。这体现了网络治理理论中去中心化、动态适配的结构优势，通过灵活节点联结填补党建“空白地带”。这种扁平化的组织形式更有利于跨边界成立协同平台，力图成立“街区-社区-商圈”三级党建联席会，商户代表占席位40%，推动王府井等龙头企业与小微商户结对。
（二）资源交换机制：激活“被动参与”内驱力
扁平的网络结构建立后，不同主体才得以构建资源互惠的机制，使得组织群体内部的资源交换就能满足需求，从而减少对外部政府资源的依赖。本案例体现在：服务-客流-积分的资源交换循环，如党员志愿服务积分可兑换82家商户优惠（如餐饮折扣），激励党员年均参与服务3000人次；商户则因客流增长主动提供免费厕所、充电桩等公共设施，形成“党建引流—商户让利—服务升级”的正向循环。
总之，华兴街案例的成功本质是网络治理与资源依赖理论的深度融合：在结构层面，通过去科层化组织网络（联合党支部、三级联席会）替代垂直管理，破解覆盖难题；在资源层面，构建“服务-积分-客流”交换闭环，将党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商户经济资本、居民服务资源；这一实践为超大城市特色街区提供了“党建引领-资源共生-发展共享”的可复制范式，彰显了政党适应性在基层治理中的强大生命力。
近年来，华兴街社区针对上述难题，以党建引领特色街区打造为发力点，围绕“品位锦江·幸福城区”总体目标，探索区域化党建共建机制和路径，以青年发展型街区建设为主线，切实破解街区党组织有效覆盖、资源整合、作用发挥和参与积极性四方面问题。通过“红帆动力·华兴善治”街区党建项目，发挥社区党委在华兴街区的核心作用，联合楼宇党群服务中心、职工之家、商旅驿站、“邮政+政务”服务中心等多元载体开展“组织联建、活动联办、资源联享、服务联动”等共建活动，实现党建工作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红色引领街区-社区-商圈同频共振片区形态、业态、文态、心态同步更新，呈现了纯阳市集、阿奇书屋、熊猫邮局旗舰店、川报博物馆、川剧艺术中心等特色场景的呈现，实现了历史文化和现代街区共融共生的区域发展。具体来说：
1.打破行政界线，构建多元主体治理体系
华兴街街区治理通过打破行政壁垒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创新性建立“党建组团”模式，以社区党委为核心联动行业组织、商家企业及青年创业群体。依托社商居党建联盟纵向贯通资源，横向破除条块分割限制，采取单独组建（王府井百货等11个支部）与联合组建（商业场联合支部等12个支部）双轨并行机制，实现街区102名党员动态管理全覆盖。特别是通过设立流动党员服务站、党员志愿者积分激励机制，将分散的“两新”组织党员、青年高知党员纳入治理网络，变行政隶属关系为区域共建关系，形成党组织引领下商户、企业、社会组织、居民协同参与的治理共同体。
2.加强资源整合，促进资源集约高效利用
在资源整合与集约利用方面，街区深度激活在地文化资源与商业资源：依托四川报业博物馆打造党性教育基地强化红色文化引领，联动团区委挖掘10位青年创业能人培育新兴力量；创建“红帆动力”志愿服务队整合瓦当瓦舍、熊猫邮局等企业专业资源，形成法律、文创、商管等7类专业化服务供给；更通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平台建立“老带新、大带小”的商户反哺机制，促进经验共享与品牌联动。这种资源集约模式将历史文化遗迹、商业载体、人才技术等离散要素转化为治理动能，使古建筑保护、业态升级与民生服务形成有机闭环。
3.延伸组织覆盖，有效驱动社会治理创新
其创新性体现在组织延伸驱动治理模式突破：针对83%青年党员特点，首创“红色参访”实践课堂，邀请创业先锋现身说法增强组织生活吸引力；将党组织支持度纳入党代表选举、政策扶持的硬指标，撬动企业主"关键少数"治理参与；开发线上线下一体化平台，通过志愿服务积分兑换商户折扣的可持续激励，破解“两新”组织参与动力不足难题。这种组织触角向商圈细胞、青年群体、云端阵地的三重延伸，催生了"初心馆藏党性教育+青年创业孵化+专业志愿服务"的复合型治理生态，为历史街区焕新提供了可复制的创新范式。
与传统体制下“单位党建”或社区党建相比，区域化党建更具有地域性、网络性、多元性、开放性、整合性的特点。这种以区域性党组织为纽带的党建模式突破了传统纵向控制为特征的“单位建党”模式，有利于把隶属不同系统、掌握不同资源、比较松散的党组织联系成为紧密型的党建共同体，形成全覆盖、广吸纳、动态开放的基层党组织体系，有利于实现区域内党建工作的目标、机制和运作模式的一致性，加强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整合，进而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源、政治资源与执政基础。进一步推进区域化党建可以从四个方面着力：
一是以区域整合为基础，创新多维度、全覆盖的工作体系，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党建联合体。
二是以区域服务为导向，构建多元化的社会公共事业服务平台，实现城市管理的精细化和社会管理的扁平化。
三是以区域文化为号召，增强区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促进区域发展“共同认同”。
四是以区域共治为目标，构建区域“互联互动”评价体系，推进区域党建工作规范化。
参考文献：
[1] 蔡伟. 区域化党建模式探析——基于台州市路桥区的实证研究 [J].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09， （01）： 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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