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珂   锦官驿街道大慈寺社区

一、研究背景

（一）理论根基​

1.人民城市理念：以人为本共享发展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其核心要素是人。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与发展进程中，人民始终占据主体地位。市民不仅仅是城市发展成果的享受者，更是城市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物质载体，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空间化呈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强调，城市的规划与发展必须回归人的主体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塑造人”，揭示了城市空间与人的辩证关系。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进一步提出，城市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其发展必须遵循“使用价值优先”，而非资本逻辑主导的交换价值，才能真正实现“城市权”——即市民对城市空间的民主化控制与共享。

社会学视角下，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强调，现代城市治理需超越机械化的行政管理，构建基于情感纽带与公共参与的有机团结。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则指出，社区治理效能取决于信任、互惠规范与公民网络的积累，唯有通过市民的深度参与，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共治格局。

2023年6月，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开展 “城管进社区” 活动的通知》，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深化城管执法队伍在推动社区基层治理、提升城市环境品质、优化城市营商环境等工作，并尝试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重构“社区共同体”，使城市发展真正服务于人的需求，形成共商共建共管的城市管理执法新格局。

这一实践不仅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终极目标，也契合了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即通过制度设计激发基层自治活力，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2.党建引领机制：组织创新牢固根基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了全面且系统的指导。在基层治理中，党建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如同定海神针，确保基层治理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的理论基础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社会治理理论的创新融合。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列宁在《怎么办？》中强调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组织化力量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作为政治系统的“神经末梢”，通过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网络（如小区党支部、村级党组织），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政治整合与价值引领。这种组织创新不仅体现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共识的过程，更在实践中形成了“政党主导-社会参与”的弹性治理模式。

从社会学理论维度观察，党建引领机制创造性地运用了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通过构建“党员-群众”联动机制激活基层社会的关系网络，将个体诉求转化为集体协商议题。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则为理解党建引领下的协同治理提供了分析框架，基层党组织作为治理核心，与居委会、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等多元主体形成有机互动，共同应对基层治理中的复杂性问题。这种治理模式既避免了单一权威中心的局限性，又克服了多元主体协同的碎片化困境。

从组织体系层面来看，要健全基层党组织体系，扩大党组织在基层的覆盖面。在城市社区，推动党支部建在小区，在农村地区，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实现党组织对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通过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组织力，将党员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基层治理。

在工作机制上，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工作方式。例如，建立党建引领下的多方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党组织与社区居委会、城管、群众、商家等各类组织协同合作，形成治理合力。通过定期召开议事会议等形式，共同商讨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难题，如商居环境整治等问题。同时注重发挥党建在资源整合方面的优势，整合政府、社会、市场等各方资源，为基层治理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支持，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取得新进展。

（二）政策脉络​

1.“城管进社区”：服务下沉解民忧 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四川省“城管进社区”政策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

早在2011年7月29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并于2019年11月28日进行修正。该条例旨在创造和保持整洁、优美、文明的城乡人居环境，保障公民身体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它明确规定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责任区制度，对城镇和乡村的容貌秩序、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规范和管理，为后续相关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2023年，四川省住建厅等相关部门进一步出台文件，推动“城管进社区”工作。这一举措是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深化与细化。通过让城管力量下沉到社区，能够更及时、有效地解决社区内的环境秩序问题。城管队员实行定人定点、网格化管理，全面排查社区问题，并上报由区综合执法局统一协调解决，取得了显著成效，社区商住矛盾大大减少。​

在成都，“城管进社区”工作与“微网实格”治理体系紧密结合。“微网实格”治理体系以精细化治理为目标，将城市划分为多个微小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专门的网格员，实现对社区事务的精准管理。城管队员融入“微网实格”，与网格员协同工作，在环境治理、秩序维护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共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2.成都国际化营商环境：商业文化共繁荣 重新定位“大慈寺”商业核心角色

成都市积极推进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成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行动计划》明确了成都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方面的目标与任务。成都致力于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吸引国内外企业投资兴业，推动消费升级，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力。​

大慈寺社区在成都市的整体布局中具有独特定位，处于城市发展的重要节点。随着成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推进，大慈寺社区周边区域如 IFS（国际金融中心）、太古里等成为城市商业的核心区域。IFS 和太古里汇聚了众多国际知名品牌，其经济贡献率在成都市商业版图中占据重要份额。这些商业区域不仅是购物消费的场所，更是城市时尚文化的展示窗口，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和消费者，对成都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起到关键支撑作用。​

同时，大慈寺社区周边有领事馆等外交机构。领事馆的存在对社区的安全保障、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社区需要在维护区域安全稳定的基础上，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以满足外交机构的需求，展现成都的国际化形象。大慈寺社区在“商业-文化-外交”三元空间叠加的背景下，承担着促进商业繁荣、传承文化底蕴、服务外交事务的多重使命，在成都市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社区特殊性​

1.社区基本情况：国际化社区

锦官驿街道大慈寺社区位于成都市春熙路商圈，面积约0.4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495户，80%为外来年轻人，高学历、海归、外籍人士居多。辖区内有IFS、太古里等高端商业体，大慈寺等历史文化景点，2个驻蓉领事馆、21家世界500强企业，周边也有各类商铺、楼宇，是成都人气、商气高度聚集区域，也是成都城市营商环境中的一张“名片”。

2.青年流动需求多：精准服务是关键

外来青年群体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在住房方面，他们大多处于事业起步阶段，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对租赁住房的需求较大，且更倾向于租金合理、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的房源。然而，社区周边房价较高，租房市场存在房源紧张、租金不稳定等问题，给外来青年的居住带来困扰。在就业服务上，他们渴望获得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与就业信息，需要社区提供就业培训、职业指导等服务。但社区目前在这方面的资源整合与服务供给相对不足，难以满足大量外来青年的需求。在文化娱乐方面，外来青年充满活力，对文化娱乐活动有着较高的热情，希望社区能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音乐会、艺术展览、体育赛事等，以丰富业余生活、增进社交互动。但社区组织的文化活动数量有限，形式也较为单一，无法充分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此外，外来青年流动性大。由于工作变动、职业发展等原因，他们在社区内的居住时间不固定，这给社区的人口管理带来困难。社区难以准确掌握他们的动态信息，在政策宣传、服务提供等方面难以做到精准对接。例如，在社区组织的一些福利政策宣传活动中，部分外来青年因已经搬离社区而无法及时获取信息，导致政策惠及面受限。这种人口的高流动性也影响了社区凝聚力的形成，外来青年难以对社区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不利于社区的长期稳定发展。​

3.三元空间叠加杂：差异管理需智慧

大慈寺社区所处辖区内有IFS、太古里等高端商业体也有魏晋时期的大慈寺等历史文化景点，同时还有2个驻蓉领事馆。大慈寺社区呈现出“商业—文化—外交”三元空间叠加的显著特征，这使得社区治理面临高度复杂性。​

从商业角度看，IFS、太古里等商业综合体是城市商业的核心引擎。这些区域商业活动频繁，人流量巨大。一方面，大量商家的入驻带来了繁荣的商业景象，但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如商业经营活动中的噪声污染，油烟排放等问题，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商家之间的竞争也可能导致一些不规范经营行为，如占道经营、虚假宣传等，扰乱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巨大的人流量对社区的交通、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提出了极高要求。交通方面，高峰时段周边道路拥堵严重，停车难问题突出；环境卫生方面，大量游客和消费者产生的垃圾给社区环卫工作带来巨大压力，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清理与维护。

在文化方面，大慈寺社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大慈寺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社区需要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然而，商业开发与文化保护之间存在一定矛盾。在商业建设过程中，如何确保不破坏历史文化风貌，如何在现代商业氛围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实现商业与文化的有机融合，是社区治理面临的难题。例如，在对社区周边街道进行改造升级时，既要满足商业发展对空间、设施的需求，又要保留街道原有的历史韵味与建筑风格，这需要精心地规划与设计。​

外交方面，领事馆的存在使社区治理增添了新的维度。领事馆对安全保障有着严格要求，社区需要与公安、外事等部门紧密合作，加强安保力量，完善安保设施，确保领事馆区域的安全稳定。同时，在服务方面，要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公共服务，包括优质的环境卫生、便捷的交通出行、高效的政务服务等，以展现良好的国际形象。此外，社区还需要处理好与领事馆工作人员及家属的关系，促进文化交流与和谐共处，这对社区治理的能力与水平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

（四）行动研究法的核心逻辑与应用价值

行动研究法是一种以实践问题为导向，通过“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处理（Act）”（PDCA）循环迭代解决问题的研究方法，其核心在于“在行动中研究、在研究中行动”，这一方法强调研究者与实践者的深度融合，注重在真实场景中发现问题、设计行动、检验效果并持续改进，与城市社区治理中“问题复杂、需求多元、动态变化” 的特性高度适配，也为大慈寺社区共同繁荣美好街区试点项目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大慈寺社区的实践本质上是行动研究范式的本土化应用。二者的融合可通过“PDCA四阶段”与社区实践的关键环节对应，形成“问题导向—行动落地—效果检验—持续优化” 的闭环体系。在城市社区治理场景中，行动研究法的适配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问题导向性：针对社区治理中的具体矛盾（如“商居冲突”“城管认同度低”等问题），通过实地调研明确问题核心，避免脱离实践的抽象分析；

循环迭代性：治理方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通过执行效果的反馈（如居民满意度、问题解决率）不断优化，而“诚信经营公约”的迭代机制即体现这一逻辑；

多方协同性：强调社区-城管-商家-群众等主体的共同参与，与“四方联动”共治机制高度契合，通过集体行动推动治理落地。

本研究以大慈寺社区为案例，将行动研究法与“人民城市”理念、党建引领机制、“四方联动机制”结合，形成“实践—反思—优化”的闭环，为破解多元治理难题提供方法论支撑。

“PDCA 四阶段”与社区实践的关键环节对应

二、问题识别：现状与困境

（一）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多元需求​

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传统依赖单一城管执法的模式已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难以契合社区日益复杂的多元治理需求。

在具体表现方面，执法力量与社区工作的脱节尤为显著。城管执法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往往局限于自身的执法职责范围，与社区工作人员之间缺乏深度融合机制。例如，在处理社区内的商居环境问题时，城管执法人员可能只是单纯地依据法律法规进行要求商家不能外摆等执法操作，却未能与社区工作人员充分沟通，了解商家用餐需求大、居民不理解实际困难与社区的整体规划考量。这种脱节使得执法行动难以得到社区居民的理解与支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可能引发居民与执法部门之间的矛盾。​

此外，传统治理手段以刚性管理为主，在商业密集型社区中显得格格不入。商业密集型社区具有人流量大、商业活动频繁、利益诉求多样等特点，其柔性治理诉求极为突出。然而，城管部门过往侧重于运用罚款、取缔等刚性手段来处理诸如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等问题，未能充分考虑到商家的生存需求以及商业活动对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二）多方参与机制尚未有效建立​

当前城市治理核心的短板，在于缺乏系统性的参与平台，导致商家和居民参与街区治理的积极性不足。而这一问题的背后，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结构性的缺失。

从参与渠道来看，“社区—城管—商家—居民”四方联动的制度化渠道尚未形成。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各方之间缺乏常态化的沟通与协作机制，信息传递不畅，导致治理工作各自为政。例如，在社区环境整治项目中，社区希望通过改善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城管负责维持秩序与执法保障，商家期望整治能促进商业繁荣，群众则关注自身利益是否受损。但由于缺乏制度化渠道，各方意见难以有效整合，整治工作推进缓慢，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商户、居民等主体在城市治理中仍处于被动接受管理的状态，主动参与治理的路径缺失。以店招整改为例，在部分地区，政府在决定店招整改方案时，未充分征求商户意见，设计方案由第三方或政府单方面决定，商户协商意见采纳率低。这使得商户对店招整改存在诸多不满，如认为整改方案不符合经营需求、整改过程中自身权益未得到保障等，从而导致商户对城市治理工作的积极性受挫，难以主动参与到后续的治理行动中。

（三）城管公众认同度亟待提升​

基层群众对城管工作存在的负面刻板印象成为城市治理中的关键矛盾，基层群众对城管工作存在刻板印象，这一矛盾产生的深层影响不容小觑。​

信任缺失直接导致政策执行阻力增大。当群众对城管存在负面认知时，在面对城管执行相关政策，如城市规划、环境整治等政策时，往往会持怀疑与抵触态度。例如，在占道经营、店外经营政策执法过程中，部分群众会质疑城管执法的公正性与合法性，认为是选择性执法，从而拒绝配合，甚至引发冲突，使得政策难以顺利推行。​

这种负面刻板印象还对城管治理的合法性产生了挑战。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治理的合法性源于公众的认可与支持。当公众对城管存在刻板印象时，城管的治理行为在公众眼中可能被视为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这严重影响了城管部门在城市治理中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为了重塑形象，城管部门亟需通过柔性管理等方式，改变公众对其的认知，重建信任关系。

（四）治理场景与商业生态脱节​

城市治理逻辑未能结合消费场景进行创新，这已成为城市发展面临的现实瓶颈，需要结合消费场景打造治理新逻辑。​

在一些具有特殊生态的区域，如历史文化景点（大慈寺）与高端商业体（IFS、太古里）共存的区域，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商业氛围相互交融，需要差异化的管理策略。然而，现有的治理手段往往未能充分考虑到这种特殊生态的需求。例如，在对历史文化景点周边商业活动的管理上，未能平衡好保护历史文化风貌与促进商业发展的关系。一方面，过度严格的管理限制了商业活动的多样性，使得景点周边商业氛围不活跃；另一方面，过于宽松的管理又可能导致商业活动对历史文化景点造成破坏。​

此外，现有治理手段未能充分激活“商居共荣”的发展潜能。在一些社区，商业活动与居民生活之间存在矛盾，如商业噪音、垃圾处理等问题影响居民生活，而居民对商业活动的限制诉求又制约了商业的发展。城市治理部门未能通过有效的治理手段，如制定合理的商业活动规范、建立商居沟通协调机制等，来化解这些矛盾，实现商业与居民生活的和谐共生，共同促进区域的繁荣发展。​

三、行动落地：主要做法

（一）构建“四方联动”共治机制：从碎片治理到系统协同

在城市街区治理过程中，为有效应对复杂多元的治理需求，锦官驿街道大慈寺社区创新构建了“社区—城管—商家—居民”四方联动的共治机制，通过明确各方角色、搭建协商平台，打破了以往治理中的碎片化状态，形成了系统协同的治理格局。

（1）制度架构创新：明确角色定位与协同逻辑

1.四方主体角色固化与职能衔接

四方主体在街区治理中形成了“社区党委统筹→城管执法保障→商家公约自律→居民监督反馈”的闭环协同链条，各主体分工明确、职能互补，共同推动治理工作开展。

社区党委统筹：作为四方联动机制的核心协调者，社区党委承担着治理方向的把控、各类资源的整合以及不同主体间的沟通协调工作。在试点项目推进过程中，社区党委牵头组织城管部门、商家代表、居民代表以及幸福家社工等，共同梳理街区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难点，为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城管执法保障：城管部门在治理过程中，既履行执法监管的职责，维护街区的正常秩序，又为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撑。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在社区协调无效的情况下，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处置，确保治理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商家公约自律：社区联合幸福家社工推动商家形成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机制。商家们积极参与治理规则的制定，并自觉遵守共同约定，通过行业内部的监督与约束，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营造良好的商业氛围。

居民监督反馈：居民作为街区治理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通过多种渠道对街区治理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反馈，并对商家的经营行为和相关部门的治理工作进行监督。这一过程促使治理工作更加贴合居民的需求，提高了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协商平台实体化：构建多层级对话与决策体系

为促进各方之间的有效沟通，社区推动协商平台从概念走向实际运作，通过建立一系列制度，保障各方能够充分表达意见和建议，实现了治理过程中的民主决策。

定期召开协商会议：社区每季度组织召开“街区发展共商行动会议”，参会人员包括社区代表、城管部门代表、商家代表和居民代表。例如，去年社区联合幸福家社工邀请了城管部门、商家、居民代表，共同召开了诚信经营暨四方协商会议，启动试点项目，讨论街区诚信经营公约；今年又举办了多次街区发展共商行动会议，共同探讨街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这些定期召开的会议，各方能够及时交流信息、共同商议解决问题的办法。

 “城管-社区-商家-居民”四方协商会议

（3）形成“情-理-法”三级响应机制：

情感层：通过组织各类互动活动，增进商户和居民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比如组织商户和居民参与品尝会、元宵节志愿活动等，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交流互动，拉近彼此的距离。

理性层：对于街区管理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多方协商和沟通的方式加以解决。例如，在解决小区酒吧噪音扰民问题时，社区组织相关各方进行充分讨论，共同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法律层：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联系城管等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如对于不遵守诚信经营规约的商户，依法进行处罚，以维护治理规则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情-理-法”三级响应机制

（二）主题行动设计：从被动管理到主动参与

为激发各方参与街区治理的积极性，变被动接受管理为主动参与，社区设计并开展了一系列主题行动，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引导商家和居民积极投身到街区建设与治理中来。

1.诚信经营建设行动：公约签订，商户自律成风尚

幸福家社工开展了诚信经营走访行动，深入商户了解其在经营过程中的需求和想法。通过多方协商会议、持续走访等形式，广泛征集意见，共同制定了诚信经营公约，并做好公示和宣传工作。这一行动不仅让商家更加明确了诚信经营的要求，也进一步提升了商家的诚信经营意识，促使商家自觉规范经营行为，营造了诚信有序的商业环境。

商家展示街区诚信经营公约

2.街坊互动营造行动：活动搭桥，商居融合氛围浓

社区联合幸福家社工链接整合各类“社区合伙人”资源，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街坊互动活动。“温暖冬至，漫谈街区故事”活动让居民和商家在分享街区历史和故事的过程中，增强了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情暖元宵，商居共荣” 活动则通过传统节日的氛围，促进了居民与商家之间的交流互动，增进了彼此的感情；“品咖啡，话变迁”等活动为居民和商家提供了一个轻松的交流平台，让大家在交流中共同探讨街区的发展与变化。这些活动有效拉近了居民与商家之间的距离，营造了和谐共处的社区氛围。

商家-街坊互动活动

3.青年发展与骑手友好氛围营造行动：关爱青年，归属认同双提升

针对社区内青年骑手这一群体，社区开展了大慈寺社区青年发展骑手友好氛围营造活动。以骑手集中居住的院落为点位，在东糠市街3号院营造了社区骑手友好院落场景，为骑手们提供了一个舒适的休憩空间。同时，在元宵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开展暖“新”行动，让青年骑手们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和关怀。这些举措不仅改善了骑手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提升了他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社区生活。

青年发展及骑手友好氛围营造

（三）治理规范化升级：从经验探索到制度固化

为确保街区治理工作能够持续、稳定地开展，社区推动治理模式从依靠经验转向依靠制度，通过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实现了治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1.街事管治制度创设：权责明晰，管理有章可循

社区邀请专家编制了一套大慈寺社区街区街事管治制度，在街区层面建立起一套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体系。该制度明确了在街区管理过程中各方的权责关系，为各方积极参与和协同合作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例如，在制度中对商户在环境卫生维护、噪音控制等方面的责任做出了具体规定，同时也明确了居民在街区治理中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制度的建立，有效促进了各方的协同合作，提升了街区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2.公约迭代机制：动态调整，贴合实际需求

为使诚信经营公约能够更好地适应街区发展和治理的需求，社区建立了公约迭代机制。通过多方协商会议、走访调研等方式，不断收集商家和居民对公约的意见和建议，对公约内容进行优化升级。在征集到足够的意见后，及时对公约进行修订和完善，并做好公示工作，确保公约能够始终贴合实际情况，更好地引导商家诚信经营，推动街区商业环境的持续改善。

走访商家，与社区沟通项目

四、检查与效果检验与持续优化：理论反思与模式推广

（一）行动研究法的运用

行动研究法作为一种源于实践、服务实践的研究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处理（Act）”的循环往复，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炼经验、优化方案，最终实现实践与理论的双向提升。

项目启动初期，通过幸福家社工的“诚信经营走访行动”、居民意见征集、城管工作反馈等多种渠道，精准识别出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多元需求、多方参与机制缺失、城管公众认同度低、治理场景与商业生态脱节等核心问题（见“现状与核心问题诊断”），这一过程正是行动研究“计划（Plan）”阶段的核心任务—基于实际需求明确研究目标与行动方案。例如，针对商居矛盾突出的问题，社区并非依赖固有经验制定对策，而是通过走访商户了解经营困境、收集居民对噪声、环境卫生的诉求，为后续“四方联动”机制和“情—理—法”三级响应机制的设计提供了直接依据。

“执行（Do）”阶段，行动研究法强调将方案转化为具体行动，并注重多方主体的协同参与。大慈寺社区通过“四方联动”共治机制，推动社区党委、城管、商家、居民形成治理合力，开展了诚信经营建设、街坊互动活动、骑手友好氛围营造等一系列主题行动（见“主要做法”）。这些行动并非单向的行政指令，而是通过“街区发展共商行动会议”“诚信经营公约签订”等形式，引导各方从被动管理转向主动参与。例如，在解决酒吧噪声扰民问题时，社区组织城管、经营者、居民代表共同协商，而非单纯依赖执法处罚，这一过程既落实了行动方案，又体现了行动研究中“实践者主导行动”的核心原则。

“检查（Check）”阶段是行动研究迭代优化的关键，强调通过实践反馈评估行动效果。大慈寺社区通过观察商户参与诚信经营的积极性、居民对街区环境的满意度、城管执法冲突的减少量等指标，检验 “四方联动”“三级响应”等机制的实际成效（见“理论反思”）。例如，通过统计噪声投诉量的下降幅度，评估协商机制对解决商居矛盾的作用；通过党员商户参与公益活动的频次，判断组织创新的有效性。同时，这一阶段也会识别新的问题，如诚信经营公约在执行中出现的漏洞、部分商户参与度不足等，为后续优化提供依据。

“处理（Act）”阶段则聚焦于经验固化与方案完善，形成持续改进的闭环。大慈寺社区通过建立“公约迭代机制”，根据检查阶段发现的问题修订诚信经营公约；通过编制《大慈寺社区街区街事管治制度》，将“四方联动”的实践经验转化为规范化制度（见“治理规范化升级”）。此外，探索“商圈治理”地方立法、开发“商居共治指数”数字化平台（见“进一步深化方向”），更是将行动研究的成果从社区层面推向制度化、智能化层面，为下一轮治理实践提供更完善的框架。

可以说，大慈寺社区的治理实践全程贯穿了行动研究法“计划—执行—检查—处理” 的逻辑，既解决了具体的治理难题，又形成了可复制的“商居共荣”治理模式，充分体现了行动研究法在基层治理中的实践价值—以循环迭代的方式实现“问题解决—经验提炼—能力提升”的多重目标。

（二）行动研究范式的中国化启示

行动研究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研究方法，强调“计划—执行—检查—处理”的循环往复，注重在实践中解决问题、提炼经验。大慈寺社区共同繁荣美好街区试点项目的推进过程，不仅是一次成功的街区治理实践，更展现了行动研究范式与中国本土治理逻辑的深度融合，为行动研究的中国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1.党的群众路线与PDCA循环的深度耦合

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核心要义，与行动研究PDCA（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在内在逻辑上高度契合，大慈寺社区的实践生动诠释了这种耦合关系，并赋予其独特的中国实践内涵。

“从群众中来”对应PDCA循环中的“计划（Plan）”与“检查（Check）”环节，体现为问题诊断的群众性与方案设计的参与性。在项目启动之初，社区并非闭门造车，而是深入群众，广泛收集商户、居民的诉求与建议。幸福家社工开展的“诚信经营走访行动”，覆盖大量商户，了解他们在经营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和对街区治理的期望；社区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收集居民对街区环境、商业服务、公共秩序等方面的意见。这些来自群众的声音，成为项目问题诊断的一手资料，也为后续策略路径的设计提供了直接依据。例如，针对居民反映强烈的酒吧噪音问题、商户提出的经营规范不明确问题，社区在制定“四方联动”机制和“诚信经营公约”时，都充分吸纳了相关意见，确保方案能够真正回应群众的关切。这一过程，正是“从群众中来”在行动研究计划阶段的具体体现，使得研究的起点牢牢扎根于群众的真实需求。

“到群众中去”则对应PDCA循环中的“执行（Do）”与“处理（Act）”环节，体现为实践推行的群众性与成效检验的民本性。项目的各项策略创新，如“四方联动”共治机制的构建、多元主题活动的开展、街区治理规范化的推进，都不是由单一主体强制执行，而是通过引导群众参与、发动群众力量来实现。“诚信经营公约”的形成，是商家们共同商议、自愿承诺的结果；“商居融合活动”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商户的积极赞助和居民的热情参与；“骑手友好院落”的打造，更是直接服务于新就业群体这一特定群众。

在方案执行过程中，社区持续关注群众的反馈，将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成效的重要标准。例如，通过观察商户参与诚信经营的积极性是否提高、居民对街区环境的投诉是否减少、骑手对社区的归属感是否增强等，来评估各项行动的效果。对于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如公约执行中的漏洞、活动形式的单一性等，社区及时组织各方进行反思和调整，如对公约进行迭代优化、丰富活动类型等。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到群众中去”的要求，将行动研究的成效检验和方案优化置于群众的实践反馈之中，确保研究成果能够真正服务于群众。

这种党的群众路线与PDCA循环的耦合，使得行动研究在大慈寺社区的实践中，既保持了科学研究的严谨性（通过循环迭代不断完善），又彰显了中国特色治理的价值内核即以人民为中心。它避免了行动研究在西方语境下可能出现的过度技术化、忽视本土社会结构的倾向，而是将群众的主体地位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使治理实践获得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内生动力。

2.制度优势转化：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资源整合效能

大慈寺社区试点项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在资源整合方面的核心作用，类似于街道党工委“吹哨报到”机制的赋能逻辑，为行动研究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街道党工委“吹哨报到”机制的核心在于以党建为引领，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资源的快速集结和问题的高效解决。在大慈寺社区项目中，社区党委作为基层党组织的代表，承担起了类似“吹哨人”的角色，通过发挥其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有效整合了政府部门（如城管）、市场主体（商家）、社会力量（社工组织、居民）等多方资源，形成了治理合力。

从政治优势来看，社区党委能够准确把握上级政策导向，将试点项目与 “城管进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等政策要求紧密结合，为项目争取到了必要的政策支持和指导。例如，项目的开展契合了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关于开展 “城管进社区” 活动的通知》精神，这使得项目在推进过程中能够获得城管部门的积极响应和配合，从单纯的执法者转变为治理的参与者和保障者，这是资源整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组织优势来看，社区党委通过建立“社区—城管—商家—居民”四方联动机制，构建了一个跨主体的协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中，社区党委发挥着统筹协调、牵线搭桥的作用。当遇到需要多部门协作解决的问题时，如酒吧噪音扰民问题的处理，社区党委能够及时召集城管、商家、居民等相关方进行协商，明确各方责任，推动问题解决。这种组织协调能力，使得原本分散的各方力量能够围绕共同的治理目标形成联动，避免了各自为政、相互推诿的现象。同时，社区党委还通过链接“社区合伙人”资源，如整合商家的物资支持、社工组织的专业服务等，为项目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支撑，如“情暖元宵，商居共荣”活动中商户提供的物资支持，正是党组织整合市场资源的体现。

从群众工作优势来看，社区党委能够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从而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到项目中来。通过开展各类街坊互动活动，如“温暖冬至，漫谈街区故事”“品咖啡，话变迁”等，社区党委拉近了商户与居民之间的距离，增强了他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他们从被动接受管理转变为主动参与治理。居民的积极监督反馈、商家的诚信经营承诺，都是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体表现。

这种以社区党委为核心的资源整合模式，实际上是将党组织的制度优势转化为了治理效能。它克服了行动研究在实践中可能面临的资源不足、协调困难等问题，确保了研究计划能够顺利付诸行动，观察到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回应和处理，从而使整个行动研究过程形成一个高效运转的闭环。这一实践表明，在中国开展行动研究，必须充分认识并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将其作为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实践创新的关键枢纽，才能更好地实现研究目标，解决实际问题。

（三）复制可推广清单

大慈寺社区在共同繁荣美好街区建设过程中探索出的一系列做法，并非局限于特定环境的偶然成功，而是蕴含着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智慧。通过对这些实践经验的梳理和提炼，可以形成一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清单，为其他类似社区的治理提供借鉴。

（四）规划进一步深化路径

大慈寺社区共同繁荣美好街区试点项目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街区治理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需要在现有实践基础上，不断探索深化方向，以巩固治理成果，提升治理水平，并为更大范围的推广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1.探索“商圈治理”地方立法，固化四方权责

当前，大慈寺社区的“四方联动”共治机制主要依靠社区层面的公约、协议以及各方的自觉遵守来维系，虽然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其约束力和稳定性仍有待加强。随着商圈的不断发展和治理的深入，涉及的利益关系将更加复杂，仅靠柔性约束难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类新问题、新挑战。因此，探索“商圈治理”地方立法，将四方主体（社区、城管、商家、居民）的权责关系以法律形式固化下来，是未来深化治理的重要方向。

地方立法可以明确各方在商圈治理中的法定地位和基本职责。例如，明确社区党委在商圈治理中的统筹协调职责，赋予其组织、协调各方力量的法定依据；明确城管部门在商圈执法中的权责边界，既要保障执法权威，又要规范执法行为，避免过度执法或执法缺位；明确商家在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守的基本规范和承担的社区责任，如环境卫生、噪音控制、诚信经营等，并规定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措施；明确居民在商圈治理中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以及参与治理的渠道和方式。通过立法，使“四方联动”从一种实践创新上升为法定制度，确保各方权责清晰、有法可依。

地方立法还可以为商圈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例如，针对商业密集型社区普遍存在的“门前五包”落实难、消费纠纷处理效率低、公共空间使用冲突等问题，可以在法规中作出具体规定，明确责任主体、处理程序和法律责任。同时，立法可以为社区治理创新提供法律保障，鼓励和支持社区在法定框架内探索更多符合本地实际的治理模式和方法，如“社区合伙人”制度、商家信用评价体系等。

“商圈治理”地方立法的探索，需要立足大慈寺社区的实践经验，广泛调研其他地区的成功案例，充分征求商户、居民、专家学者等各方意见，确保法规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一旦立法成功，不仅能为大慈寺社区的长效治理提供坚实保障，也能为全国其他类似商圈的治理规范化提供宝贵的地方立法经验。

2.开发“商居共治指数”数字化平台，实现动态监测

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效能已成为趋势。大慈寺社区在治理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活动数据、问题处理数据、居民反馈数据等，但目前这些数据多为分散管理，未能形成系统的分析和应用，对治理成效的评估和问题的预警能力有限。因此，开发“商居共治指数”数字化平台，实现对商圈治理状况的动态监测和科学评估，是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商居共治指数”可以涵盖多个维度的指标，如商家自律指数（包括遵守诚信公约情况、参与社区活动情况、投诉处理率等）、居民参与指数（包括参与协商会议情况、意见反馈数量和质量、社区活动参与度等）、环境秩序指数（包括环境卫生达标率、噪音投诉率、违章搭建发生率等）、商居和谐指数（包括商居矛盾调解成功率、居民对商家满意度、商家对社区支持度等）。通过数字化平台，对这些指标进行定期数据采集、量化分析和可视化呈现，形成“商居共治指数”报告。

数字化平台的功能不仅限于数据展示，更重要的是实现动态监测和预警。平台可以实时或定期收集相关数据，当某一项或某几项指标出现异常波动（如商家自律指数大幅下降、环境秩序指数突然恶化）时，平台能够自动发出预警，提醒社区及时介入，分析原因并采取措施加以干预。例如，当平台监测到某一区域的噪声投诉率连续几周上升时，可以及时提示社区组织相关方进行调查和协商，避免问题积累扩大。

此外，“商居共治指数”数字化平台还可以为居民和商家提供参与渠道。居民可以通过平台随时反馈问题、提出建议，查询问题处理进度；商家可以通过平台了解自身在共治指数中的表现，学习其他优秀商家的经验，参与线上协商讨论。这不仅能提高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也能进一步激发各方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形成 “数据驱动决策、群众广泛参与” 的智慧治理新模式。

开发“商居共治指数”数字化平台，需要结合大慈寺社区的实际需求，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可以先从核心指标入手，搭建基础平台框架，逐步完善功能和指标体系。同时，要注重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确保平台的规范运行。通过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使大慈寺社区的治理从“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转变，不断提升治理的精准性和预见性。

3. 培育“商居共生”文化生态，加强情感纽带

（1）价值共创机制：构建商居情感纽带

节庆活动赋能：设立“商居共治节”作为年度品牌活动，通过“商家公益日”“居民体验营”等子项目，打破商居物理共存却情感疏离的现状。以“商居共治节”为例，可设计“三个一”活动体系：一场“商居一家亲”文艺汇演，由商户和居民共同编排节目；一次“社区开放日”，邀请居民走进商户后厨、仓库等“神秘区域”；一轮“最佳商户”评选，由居民投票选出最受欢迎的社区商家。这类活动不仅能增强互动，更能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

公益资源循环：建立“商居互助基金”，引导商户以“三个一”方式参与社区公益：每月捐出一件商品用于义卖，每周提供一小时公益服务，每季度参与一次社区环境整治。同时设立“爱心积分”制度，商户的公益行为可兑换社区宣传资源、优先参与政府采购等权益，形成可持续的公益生态。

（2）文化符号营造：塑造共同体认同

在空间文化方面打造“商居文化长廊”，设置三个功能区：“历史记忆区”展示街区发展历程和老照片；“当代风采区”呈现商户特色和居民生活；“未来愿景区”收集商居共同的发展期待。每月组织“商居文化沙龙”，邀请老居民、老商户讲述社区故事，新老居民共同绘制“社区文化地图”。
    开发“社区文化IP”，如设计社区吉祥物、创作社区主题曲、制作社区纪录片等。设立“社区文创基金”，支持商户和居民共同开发具有社区特色的文创产品，销售收益反哺社区公益项目。举办年度“社区文化节”，集中展示商居文化共创成果。

通过探索“商圈治理”地方立法、开发“商居共治指数”数字化平台到“商居共生”的文化生态建设，大慈寺社区的治理将在制度化、法治化、智能化方面以及商居情感纽带方面迈出更大步伐，不仅能巩固和拓展现有治理成果，也能为行动研究法在基层治理中的进一步应用提供更广阔的实践空间，推动形成持续优化的治理闭环。

五、结语

大慈寺社区“商居共荣”治理模式的探索实践，充分印证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先进性和可行性。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政策支持、现实挑战和实施路径，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社区“四方联动机制”治理创新体系。在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下，运用行动研究法的PDCA循环机制，并将PDCA循环机制与城市治理相融合，实现了从问题识别到方案制定、从实践探索到成效检验的完整闭环，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本研究的创新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理论层面，将“人民城市”理念与基层治理实践深度融合，丰富了社区治理的理论内涵；其次，在方法层面，通过行动研究法的本土化应用，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最后，在实践层面，构建的“四方联动”机制、“情-理-法”三级响应体系等创新举措，为解决商居混合型社区的治理难题提供了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从实践成效来看，大慈寺社区的治理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果：一是形成了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格局，各方主体的参与积极性显著提升；二是建立了规范化的治理制度体系，实现了从经验治理向制度治理的转变；三是培育了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商居关系得到明显改善。这些成果不仅提升了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为优化城市营商环境做出了积极贡献。

展望未来，大慈寺社区的治理创新仍需在以下方面持续深化：第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推动“商圈治理”地方立法，将实践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第二，要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开发“商居共治指数”平台，提升治理的精准性和预见性；第三，要深化文化引领作用，通过挖掘社区历史文化资源，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第四，要扩大经验推广范围，将大慈寺模式应用到更多类似的社区治理场景中。

总之，大慈寺社区“商居共荣”治理模式的探索，是新时期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生动实践。它不仅为解决当前城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案，也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和理论的持续创新，这一模式必将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广阔的应用前景，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