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居民协商治理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的突出短板。本文以成都市锦江区蓝谷地社区为研究案例，聚焦党建引领下居民协商治理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通过梳理社区治理中居民协商意识薄弱、技能欠缺、参与被动等现实困境，结合“爱邻协商议事会”的创新实践，系统分析党建引领在协商平台搭建、机制完善、能力培育中的核心作用。研究发现，通过“认知重塑—技能赋能—行为激励”的三阶路径，构建“1+3+N”议事团队、“三阶六步”协商机制、“积分银行”等制度保障，能有效提升居民协商治理能力。研究结论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对丰富基层协商民主理论、推动治理效能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居民协商；治理能力；爱邻协商议事会；社区自治。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政策导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对居民协商能力的时代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治理工作，将基层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建立常态化、规范化协商议事平台”，破解“协商随意性大、持续性弱”“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突出问题。这些政策导向清晰表明，在新时代基层治理格局中，居民协商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形式，而是实现治理效能提升的核心路径之一。
党建引领是基层治理的根本保证。政策文件反复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其中，培育和提升居民协商治理能力成为政策落地的关键环节——唯有居民具备清晰的协商意识、专业的协商技能和持续的参与热情，党组织搭建的协商平台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1.1.2现实背景：基层治理现代化中居民协商参与不足的困境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面临的治理难题日益复杂多元。一方面，人口结构持续优化，商品楼盘与保障性住房交织、本地居民与外来新市民共处，居民需求呈现个性化、差异化特征，从环境卫生、停车管理到文化服务、情感认同，诉求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新需求，物业公司与居民的权责纠纷、业委会运行不畅、公共空间管理缺位等问题频发，基层治理陷入“整治—回潮—再整治”的恶性循环。
更深层次的困境在于居民协商参与的“短板效应”。在多数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仍停留在“被动响应”层面，主动议事、积极协商的意识薄弱。部分社区虽尝试开展协商活动，但因缺乏组织保障、专业引导和长效机制，往往陷入“少数人主导”“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困境：老年人、租户、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声音缺失，协商过程易情绪化、偏离主题，达成的共识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这种“参与不足—治理低效—信任下降”的负向循环，不仅制约了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更影响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提升。蓝谷地社区是成都市锦江区成龙路街道2014年成立的一个城市社区，位于成都主城三环内，紧邻成龙大道娇子立交。蓝谷地社区“爱邻协商议事会”的探索，正是对这一政策导向的积极响应，通过将碎片化协商转化为固定组织、定期开展、程序规范的制度性安排，为党建引领下的居民协商能力培育提供了实践样本。”
在治理实践中蓝谷地社区同样面临此类问题，成为本研究聚焦的现实起点。
蓝谷地社区在治理实践中同样面临此类问题，成为本研究聚焦的现实起点。
1.1.3研究意义：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本研究通过蓝谷地社区的实践探索，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理论提供了鲜活案例。一方面，丰富了“党建+协商民主”的实践路径研究，揭示了党组织在搭建协商平台、培育协商能力、整合治理资源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为理解党建引领与居民自治的融合逻辑提供了新视角；另一方面，深化了居民协商治理能力的理论内涵，将协商能力解构为认知、技能、行为三个维度，系统分析其形成规律与提升路径，为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研究补充了微观层面的实证支撑。
从实践层面看，本研究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同类社区提供可复制的经验模式。蓝谷地社区通过“爱邻协商议事会”破解治理难题的具体做法，如“1+3+N”议事团队、“三阶六步”协商机制、“睦邻会客厅”等载体创新，可为其他社区提升居民协商能力提供直接借鉴；二是为基层党组织开展治理工作提供方法参考，明确党组织在培育居民协商能力中的角色定位与行动策略，推动党建引领从“理念引领”向“实践赋能”转化；三是助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通过增强居民协商能力，推动社区问题从“被动应对”向“主动解决”转变，从“少数人治理”向“多元共治”转变，最终实现社区和谐稳定与居民生活品质提升。
1.2研究思路与方法
1.2.1核心概念界定
1.2.1.1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指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通过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统筹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事务决策、管理、服务与监督，形成“党组织领导、多方协同、居民参与”的治理格局。其核心在于将党的领导贯穿于治理全过程，确保治理方向符合群众利益，治理资源向民生需求聚焦，治理效能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1.2.1.2居民协商治理能力
居民协商治理能力是指居民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协商过程中，所具备的认知、技能与行为素养的综合体现。从内容上看，包括三个层面：认知层面，指居民对协商权利、责任的清晰认知，对社区公共利益的认同意识；技能层面，指居民表达诉求、倾听意见、整合利益、达成共识的实际能力；行为层面，指居民主动参与协商活动、执行协商决议、监督协商过程的持续性与主动性。这一能力的提升，是居民从“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的关键标志。
1.2.2研究思路
本研究遵循“问题诊断—干预设计—行动迭代—对策提炼”的研究思路：
第一步，问题诊断。通过对蓝谷地社区的实地调研，梳理居民协商治理能力的现状与短板，分析其对基层治理的制约及成因，明确研究的核心问题；
第二步，干预设计。基于问题诊断结果，结合党建引领的政策要求与社区实际，设计居民协商治理能力提升的干预方案，包括平台搭建、机制完善、能力培育等具体措施；
第三步，行动迭代。以行动研究法为核心，在蓝谷地社区开展“计划—行动—观察—反思”的循环实践，通过多轮迭代优化干预方案，确保措施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第四步，对策提炼。总结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与存在不足，提炼党建引领下居民协商治理能力提升的核心路径与对策建议，为基层治理实践提供参考。
1.2.3研究方法
1.2.3.1行动研究法（核心方法）
以蓝谷地社区“爱邻协商议事会”为实践载体，按照“计划、行动、观察、反思”四阶段循环开展研究。研究团队深度参与社区协商活动的设计、组织与评估，通过实时观察居民参与表现、收集协商过程数据、反思干预效果，不断调整优化实践方案，确保研究与实践同步推进。
1.2.3.2半结构化访谈法
选取社区党组织成员、居民代表、业委会成员、物业公司负责人、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等不同主体进行访谈，了解其对居民协商能力现状的认知、参与协商活动的体验、对治理效果的评价等，收集一手质性资料。
1.2.3.3参与式观察法
研究人员以参与者身份融入社区“爱邻协商议事会”“书记坝坝茶”“主题沙龙”等活动，记录协商过程中的互动模式、意见表达方式、共识达成路径等细节，观察居民协商能力的实际表现与变化。
1.2.3.4问卷调查法
在社区范围内发放问卷，收集居民对协商活动的知晓度、参与意愿、满意度及对自身协商能力的评价等数据，通过定量分析把握居民协商治理能力的整体状况与影响因素。
2.1案例社区选取与基本特征
2.1.1选取标准
本研究选取蓝谷地社区作为案例社区，主要基于三个标准：一是党建基础扎实。社区党委组织健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突出，在居民中有较高公信力，具备引领协商治理的组织基础；二是居民参与现状具有代表性。社区存在居民参与度不均衡、协商能力不足等共性问题，同时也有提升参与活力的实践探索，问题与经验并存，具有研究价值；三是治理场景典型。社区涵盖商品楼盘、保障性住房、学校、商业体等多元场景，人口密集、需求多样，面临的环境治理、邻里纠纷、设施维护等问题具有普遍性，研究结论可迁移性强。
2.1.2案例社区概况
2.1.2.1基本情况
蓝谷地社区成立于2014年1月，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三环内成龙大道娇子立交左侧，东至合欢树街，南至成龙路，西至国槐街，北至玉兰街，是一个以居住为主的城市社区。辖区面积0.48平方公里，包含蓝谷地A、B、C区、华固一品、政府保障性住房紫气东来、蓝谷地金苹果幼稚园及成都三中，共有5个小区（院落）、48栋楼栋、115个单元，实有住房6135户，常住居民16000余人。其中，蓝谷地A区作为社区核心区域，有24栋50个单元，入住居民1090户约3600人，是社区治理的重点区域。
图1：社区网格图
2.1.2.2党组织架构
社区党委是治理的领导核心，下设多个党支部，覆盖各小区楼栋。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分工明确，通过“微网实格”治理体系将党组织触角延伸至基层——社区划分为13个网格、50个微网格，每个微网格配备微网格员，由党员、居民骨干担任，形成“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四级组织架构，为党建引领协商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
2.1.2.3人口结构特征
社区居住人口密集，结构多元：既有长期居住的本地居民，也有大量外来务工的新市民；既有商品房小区的高收入群体，也有保障性住房的低收入家庭；老年人口与年轻家庭并存，人口年龄、职业、收入差异较大，导致居民需求呈现多样化、差异化特征，对协商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2.1.3社区居民协商治理现状
2.1.3.1参与渠道
社区传统的居民协商渠道主要包括临时性居民会议、线上微信群聊、居委会接待等，但存在渠道分散、规范性不足等问题。“爱邻协商议事会”成立后，逐步形成了“睦邻会客厅”“书记坝坝茶”“主题沙龙”等固定载体，线上线下渠道结合，但部分居民对新渠道的知晓度和利用率仍有待提升。
2.1.3.2能力水平
居民协商能力呈现“两极分化”特征：少数居民骨干、党员代表具备较强的表达能力和议事技巧，能够主导协商过程；多数普通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租户等群体，存在表达不清晰、易情绪化、难以聚焦议题等问题，协商技能薄弱。整体来看，居民对协商规则、程序的认知不足，影响了协商效率与质量。
2.1.3.3典型矛盾
社区面临的典型治理矛盾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环境治理问题，包括公共绿地养护缺失、景观水系污染、设施老化破损等，直接影响居民生活品质；二是邻里关系问题，新市民群体归属感低，邻里互动少，因停车、楼道堆物等引发的纠纷频发；三是多元主体协同问题，物业公司、业委会、居民之间责任划分模糊，沟通不畅，导致问题解决效率低下。这些矛盾的化解，迫切需要提升居民协商治理能力。
2.2行动研究设计
2.2.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涵盖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主要包括：
-社区党组织：社区党委成员、党支部书记、党员代表，重点关注其在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与行动策略；
-居民群体：包括居民骨干、普通居民、弱势群体（老年人、租户、低收入者），聚焦不同群体的协商能力差异与提升需求；
-其他治理主体：居委会工作人员、物业公司负责人、业委会成员、社会组织代表等，分析其在居民协商能力培育中的协同作用。
2.2.2行动研究周期与阶段划分
研究周期为2024年3月至2025年3月，分为四个阶段循环推进：
第一阶段（计划阶段，2024年3-4月）
通过调研诊断社区居民协商治理能力的短板，结合政策要求与社区实际，制定“爱邻协商议事会”实施方案，明确目标、载体、机制与责任分工。
第二阶段（行动阶段，2024年5-10月）
落地实施实施方案，搭建“睦邻会客厅”等协商平台，组建“1+3+N”议事团队，推行“三阶六步”协商机制，开展系列协商活动，记录行动过程与数据。
第三阶段（观察阶段，2024年11-12月）
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问卷等方式，收集居民参与度、协商技能提升、问题解决效果等数据，分析方案实施中的成效与不足。
第四阶段（反思阶段，2025年1-3月）
基于观察结果反思方案缺陷，调整优化平台载体、培训内容与激励机制，形成第二阶段行动方案，进入下一轮“计划—行动—观察—反思”循环，持续迭代至研究周期结束。
2.2.3研究工具
协商能力评估量表：设计包含认知、技能、行为三个维度的评估量表，通过问卷与访谈结合的方式，量化评估居民协商能力水平，包括协商意识、表达能力、共识达成能力、参与持续性等指标。
访谈提纲：针对不同研究对象设计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内容涵盖对协商活动的认知、参与体验、能力提升感受、存在问题建议等，确保收集全面的质性资料。
观察记录表：制定协商活动观察记录表，记录活动主题、参与人数、发言情况、共识达成过程、决议执行情况等细节，捕捉居民协商能力的动态变化。
反思日志：研究团队定期撰写反思日志，记录方案实施中的问题、原因分析、改进思路等，为方案迭代提供依据。
3.1居民协商治理能力的现状与短板
3.1.1认知层面：协商意识薄弱，对权利与责任认知模糊
多数居民对社区协商的认知停留在“提意见”层面，未能充分认识到协商是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权利，也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部分居民认为“社区事务与自己无关”，存在“搭便车”心理，对议事会、协商活动的知晓度低，主动参与意愿不足。同时，居民对协商中的责任认知模糊，少数人在协商中只关注个人利益，忽视公共利益，缺乏“换位思考”意识，导致协商易陷入利益对立。
弱势群体的认知短板更为突出。老年人因对数字化协商平台不熟悉，难以获取议事信息；租户因“短期居住”心态，对社区事务关注度低；低收入者因精力有限，更关注生计问题而忽视社区参与。这些群体的协商意识薄弱，导致其在社区治理中逐渐边缘化，诉求难以得到充分表达。
3.1.2技能层面：表达能力不足，利益整合与共识达成技巧欠缺
居民在协商过程中的技能短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表达能力不足。部分居民在议事会上难以清晰、有条理地陈述诉求，易出现情绪化表达、偏离主题等问题，影响意见传递效率；二是倾听与回应能力欠缺。多数居民习惯“表达自己”，却忽视“倾听他人”，对不同意见缺乏尊重，易引发争吵而非理性讨论；三是利益整合与共识达成技巧匮乏。面对复杂问题和利益冲突时，居民不知如何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间找到平衡点，缺乏“求同存异”的策略，导致协商陷入僵局。
协商规则与程序的不熟悉加剧了技能不足。传统协商活动缺乏规范流程，居民对议题提出、讨论、表决等环节的规则认知模糊，部分议事会因“无规则可依”而沦为“闲聊会”，难以形成有效决议。即使在“爱邻协商议事会”成立后，仍有部分成员对《罗伯特议事规则》本土化版本等专业规则不熟悉，影响了协商的专业性与效率。
3.1.3行为层面：参与渠道利用率低，持续性与主动性不足
居民参与协商活动的行为表现出“三低”特征：一是渠道利用率低。虽然社区搭建了“睦邻会客厅”“书记坝坝茶”等多元平台，但部分居民因时间冲突、缺乏兴趣、不信任效果等原因，实际参与次数少，线上议事小程序的活跃度也有待提升；二是参与持续性低。多数居民参与协商呈“阶段性”特征，仅在自身利益直接受损时参与，问题解决后便退出，缺乏长期参与的稳定性；三是参与主动性低。居民参与多为“被动邀请”，主动提出议题、牵头组织协商的情况较少，对协商决议的执行与监督也缺乏积极性，导致“议而不行”现象时有发生。
参与行为的不均衡性明显。社区中活跃的参与者多为退休人员、党员骨干等群体，而上班族、年轻家庭等因时间限制参与较少，导致协商代表的年龄、职业结构单一，难以全面反映社区多元需求。
3.2协商短板对基层治理的制约
3.2.1居民诉求表达不畅，加剧治理矛盾积累
协商能力不足导致居民诉求“上不去、传不开”：一方面，弱势群体因表达能力弱、参与渠道少，合理诉求难以进入治理视野，长期积压易引发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有效诉求因表达不清晰、缺乏证据支撑，难以获得其他主体认同，导致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例如，蓝谷地社区某小区曾因景观水系污染问题引发居民不满，但因居民未能系统整理污染证据、提出可行解决方案，问题拖延近半年才进入协商议程，期间矛盾持续升级，影响了社区和谐。
诉求表达不畅还导致治理主体与居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物业公司、居委会难以准确把握居民真实需求，治理措施易“错位”；居民因不了解治理难点，对物业公司、居委会的工作缺乏理解，信任度下降，形成“居民抱怨—治理低效—信任流失”的恶性循环。
3.2.2共识难以达成，政策落地阻力增大
协商能力不足直接影响共识达成效率。在涉及多元利益的议题中，居民因缺乏利益整合技巧，易陷入“各说各话”的僵局，难以找到利益平衡点。例如，蓝谷地社区某小区人车未分流纠纷协商中，有车居民强调“车辆通行权”，无车居民关注“行人通行安全”，双方各执一词，前两次协商均未达成共识，导致人车人流管理方案迟迟无法落地。
共识缺失还导致政策执行阻力增大。即使治理主体制定了合理方案，若未经过充分协商形成共识，居民也可能因“不理解、不认同”而抵制执行。如社区曾计划利用公益资金改造老年活动室，但因部分年轻居民认为“应优先用于儿童设施”，且双方未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项目一度搁置，影响了政策落地效果。
3.2.3党群联系弱化，党建引领的群众基础不牢固
党建引领的核心是密切联系群众，而协商能力不足导致党群之间的“沟通桥梁”不畅。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因居民参与度低、协商效果差，难以准确掌握群众需求，服务工作易“脱离实际”；另一方面，居民因缺乏有效协商渠道，对党组织的工作缺乏感知，难以认同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党群联系弱化还影响了党组织凝聚力的发挥。党员在协商活动中本应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但因普通居民参与积极性低，党员“带头干”缺乏群众响应，难以形成“党员引领、群众跟进”的治理合力。蓝谷地社区在“爱邻协商议事会”成立初期，曾因居民参与少，多次出现“党员唱独角戏”的情况，党组织的组织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
3.3成因分析
3.3.1引领方式：行政化倾向明显，对居民能力培育的重视不足
传统基层治理中，部分社区党组织存在“行政化”倾向，习惯于“大包大揽”式治理，将居民视为“管理对象”而非“治理主体”，对居民协商能力培育缺乏足够重视。具体表现为：一是重“解决问题”轻“能力培育”，在处理社区事务时，更关注问题是否解决，而忽视通过协商过程提升居民能力；二是重“单向传达”轻“双向互动”，习惯于通过通知、公告等方式传递信息，缺乏与居民的平等对话，抑制了居民表达意愿的培养；三是重“形式参与”轻“实质参与”，部分协商活动流于形式，居民缺乏实质话语权，长期下来降低了参与热情。
这种引领方式导致居民形成“等靠要”心理，认为社区事务应由党组织、居委会“包办”，缺乏主动协商的意识和动力，协商能力自然难以提升。
3.3.2平台建设：协商载体单一，未能覆盖多元需求
协商平台是居民参与的基础，而传统社区的协商载体存在“单一化、形式化”问题，难以满足多元群体的参与需求。一是物理空间不足，多数社区缺乏固定的协商场所，协商活动多在居委会办公室临时开展，环境严肃、氛围紧张，影响居民表达意愿；二是载体形式单一，过度依赖“会议式”协商，忽视了老年人、年轻人等不同群体的参与习惯，如老年人偏好“面对面闲聊”，年轻人习惯“线上互动”，但相应载体缺失；三是平台功能不完善，协商场所缺乏必要的设施支持，如议题展示板、意见收集工具等，影响协商效率；同时，平台缺乏成果展示与反馈机制，居民难以看到协商价值，参与积极性受挫。
蓝谷地社区在“爱邻协商议事会”成立前，也面临类似问题：协商活动多为临时通知的居民会议，场地简陋、流程不规范，导致参与度低、效果不佳。
3.3.3机制保障：缺乏长效激励与培训机制，居民参与“一阵风”现象突出
机制缺失是制约居民协商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一是激励机制不足，居民参与协商多为“无偿奉献”，缺乏物质或精神层面的有效激励，难以调动持续参与的积极性，尤其对时间紧张的年轻群体吸引力有限；二是培训机制缺乏，社区未系统开展协商技能培训，居民对协商规则、表达技巧、利益整合方法等缺乏了解，协商能力自然难以提升；三是反馈机制不畅，协商决议的执行情况缺乏跟踪与公示，居民不知晓协商成果，参与热情逐渐消退；四是评估机制缺失，社区未建立协商能力评估体系，难以准确把握居民能力短板，培训与干预措施缺乏针对性。
这些机制缺陷导致居民参与呈现“一阵风”特征：社区集中开展活动时参与度短暂上升，活动结束后迅速回落，难以形成稳定的协商习惯与能力积累。
4.1第一阶段行动：党建引领下的协商能力培育方案设计与实施
4.1.1计划：依托党组织搭建“分层培育”方案
基于前期诊断的问题与成因，社区党委牵头制定了“爱邻协商议事会”实施方案，核心是构建“党建引领、分层培育、多元参与”的协商能力提升体系。方案明确两大培育目标：对骨干居民重点提升领导力与专业协商技能，使其成为协商活动的组织者与引导者；对普通居民侧重基础协商意识与表达能力培育，鼓励其主动参与、积极表达。
方案设计了三大实施路径：一是搭建多元协商平台，打造“睦邻会客厅”“书记坝坝茶”等载体，覆盖不同群体参与需求；二是组建结构化议事团队，建立“1+3+N”模式，确保协商代表性与专业性；三是规范协商流程机制，推行“三阶六步”协商法，提升协商效率与质量。同时，方案计划配套开展系列培训活动，包括协商规则讲解、表达技巧演练、案例分析等，针对性提升居民技能。
4.1.2行动：开展多元化实践活动，完善协商平台载体
4.1.2.1搭建多元协商空间，营造温情议事氛围
社区党委将物业闲置用房改造为“睦邻会客厅”，打造集休闲、议事、服务于一体的共享空间：设置舒适的座椅、绿植装饰的墙面，划分议题讨论区、成果展示区、休闲交流区，配备议题白板、意见收集箱等设施，让居民在轻松氛围中参与协商。会客厅成立后，每月定期开展2-3次协商活动，累计召开“爱邻协商议事会”18次，覆盖环境整治、设施维护等多个议题。
图2.协商议事室介绍
同步创新“书记坝坝茶”非正式协商载体，社区党委书记每月在市政公园开设“茶桌议事会”，用居民熟悉的“摆龙门阵”方式收集意见、化解矛盾。茶桌旁设置意见登记本与政策宣传册，居民可边喝茶边提建议，党支部书记、微网格长现场回应，能即时解决的问题当场认领，复杂问题纳入议事会正式议题。这种“平民化”载体迅速拉近了党群距离，单次活动平均参与居民达20余人。
4.1.2.2组建“1+3+N”议事团队，强化组织支撑
社区党委牵头组建“1+3+N”议事团队：“1”指社区党委书记担任组长，发挥领导核心作用；“3”指由社区副书记、党员骨干、微网格长组成的骨干层，负责协商活动的组织与协调；“N”指吸纳物业经理、业委会成员、居民代表、法律顾问、社会组织人员等组成的参与层，确保多元利益诉求得到体现。团队分为核心层（决策）、骨干层（组织）、参与层（表达）三级架构，明确各级成员的职责与参与方式。
为提升团队专业性，社区党委邀请社会工作专家开展专题培训，内容包括《罗伯特议事规则》本土化应用、冲突调解技巧、议题筛选方法等，累计培训3场，覆盖团队成员80余人次。同时，建立团队成员档案，记录参与次数、贡献度等，作为激励依据。
4.1.2.3推行“三阶六步”协商机制，规范议事流程
图3.三阶六步协商机制流程图
社区党委主导制定“三阶六步”协商机制，将协商过程划分为准备、实施、反馈三个阶段，细化为六个步骤：
1.议题孵化：通过线上小程序、线下意见箱、“书记坝坝茶”等渠道广泛征集议题，由骨干层初步筛选；
2.民主筛选：采用“紧急/重要/常规”三色标签分类法，结合居民关注度与可行性，确定正式议题；
3.多元参与：采用“利益相关者代表制+抽签制”确定参会人员，确保弱势群体代表比例不低于10%；
4.协商议事：由中立主持人引导，采用本土化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开展讨论，鼓励理性表达、平等对话；
5.方案落地：形成书面决议，明确责任主体与完成时限，由居民监督小组全程跟进；
6.效果评估：通过居民满意度调查、效率分析、公平性评估三维度评分表，评估协商效果并公示。
机制实施初期，社区党委成员全程参与指导，确保流程规范执行。
图4.议事协商流程图
4.1.3观察：记录居民参与度与协商技能提升效果
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数据收集，第一阶段行动呈现三方面成效：一是参与度显著提升，“睦邻会客厅”单次活动参与人数从最初的10人左右增至25人，“书记坝坝茶”累计收集意见建议21条，其中12条进入正式协商议题；二是协商氛围改善，轻松的空间环境与非正式载体降低了居民表达顾虑，情绪化表达减少，理性讨论增多；三是初步解决部分问题，通过协商推动了小区楼道堆物清理、垃圾分类宣传等3项民生实事落地。
同时也发现明显不足：一是培训内容与实际需求脱节，专家讲解的理论知识偏多，居民缺乏实践演练，技能提升不明显；二是线上平台使用率低，年轻居民因工作繁忙难以参加线下活动，线上小程序因功能简单、互动性差，未能有效弥补线下参与不足；三是激励机制缺失，骨干成员投入大量时间却无明确回报，出现倦怠情绪；四是弱势群体参与仍不足，老年人因不熟悉流程、租户因顾虑身份，参与比例较低。
4.1.4反思：方案缺陷与优化方向
第一阶段反思聚焦三方面问题：一是培育方式过于“理论化”，忽视了居民“在实践中学习”的需求，技能培训需增加案例教学与模拟演练；二是平台载体未能充分覆盖多元群体，需针对老年人、年轻人优化线上线下渠道，如为老年人简化流程、为年轻人开发互动性强的线上工具；三是机制保障不足，缺乏有效的激励与反馈，需建立积分奖励、荣誉表彰等激励制度，同时强化决议执行的跟踪反馈；四是弱势群体参与障碍未有效破除，需设计针对性措施，如为老年人提供接送服务、为租户明确参与权利等。基于反思，社区党委开始着手调整第二阶段行动方案。
4.2第二阶段行动：优化方案的再实践与机制完善
4.2.1计划：调整培育方案，强化机制保障
针对第一阶段的不足，社区党委对方案进行优化，重点完善三方面内容：一是优化培训体系，采用“案例教学+模拟演练”模式，结合社区真实治理案例设计培训内容，增强实用性；二是完善激励机制，建立“积分银行”制度，居民参与协商、提出建议、执行决议等均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社区服务或物资奖励；三是健全反馈机制，成立居民监督小组，定期跟踪协商决议执行情况，每月在“睦邻会客厅”公示进展，接受居民监督；四是强化弱势群体支持，为老年人提供议事材料大字版、专人陪同参会等服务，通过租户座谈会明确其参与权利与价值，消除参与顾虑。
同时，计划深化“1+3+N”团队作用，增设“协商观察员”角色，由党员骨干担任，负责记录协商过程中的非语言信息，协助主持人把握节奏、化解冲突；邀请专业社工入驻，为协商活动提供专业指导。
4.2.2行动：落地多元措施，深化协商实践
4.2.2.1创新培训形式，提升协商技能
社区党委联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协商技能工作坊”系列培训。培训采用“真实案例+模拟演练”模式：以社区停车纠纷、绿地认养等实际议题为素材，组织居民分组模拟协商过程，社工现场指导表达技巧、倾听方法与共识达成策略；邀请社区法律顾问讲解《民法典》中关于业主权利、公共收益的相关条款，提升协商的法律意识。培训后发放《居民协商手册》，收录协商规则、常用话术、案例解析等内容，方便居民学习参考。累计开展培训3场，覆盖居民100余人次，骨干居民的组织协调能力与普通居民的表达能力均明显提升。
4.2.2.2完善激励与反馈机制，激发参与活力
“积分微光银行”制度正式落地：居民出席议事会得2分/次，提出被采纳的建议得5分/条，牵头落实议案得20分/个，化解重大矛盾得30分/次。积分可兑换免费理发、家政服务、超市优惠券等社区服务，季度积分前10名的居民授予“协商达人”荣誉称号并公示。制度实施后，居民参与积极性显著提高，年轻群体参与率提升30%，骨干成员倦怠情绪缓解。
居民监督小组同步发力，对“彩虹道设立”“暖新驿站设置”等协商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定期更新进度表并在会客厅公示。对执行缓慢的事项，监督小组联合议事会成员与责任方沟通，推动问题解决。如A区睦邻连心桥营造因资金问题拖延，监督小组组织居民代表与业委会、物业协商，最终通过“保障资金+居民筹工筹劳”方式解决资金问题，确保项目按期完成。
4.2.2.3开展特色协商活动，强化实践锻炼
社区党委组织开展“蓝事不难·同心共筑”主题沙龙，邀请居民代表、物业、业委会、社会组织等共同分享协商经验，案例讨论环节聚焦“更换植草格”等真实议题，居民在交流中学习他人的协商技巧。沙龙累计举办3场，参与人员达150余人次，形成了“互相学习、共同提升”的协商氛围。
图5.沙龙现场
同步推进“种子小组”实践项目：选拔21名党员、居民骨干组成“种子小组”，负责牵头绿地认养、花园微更新等小型协商议题。小组在社工指导下开展议题征集、居民意见收集、方案协商等工作，在实践中积累协商经验。如“蓝舍·睦邻”共享花园微更新项目中，“种子小组”组织3次居民会议，收集美化建议20余条，最终确定墙体彩绘、绿地认养方案，全程由居民自主协商推进，锻炼了组织与协调能力。
图6.种子小组实践项目
4.2.2.4优化平台载体，覆盖多元需求
线上平台升级：设置“爱邻协商”微信投票小程序，增设议题投票、意见留言等功能，年轻居民可在线参与议题筛选与投票，解决线下参与时间冲突问题；线下空间优化：在“睦邻会客厅”设置“老年人角”，配备放大镜、老花镜、舒适座椅，安排志愿者协助老年人提交意见；在会客厅门口张贴会议通知和简易议事流程海报，用图文结合方式降低参与门槛。
4.2.3观察：居民协商能力的实质性提升与协同效果
第二阶段行动取得显著成效：一是居民协商技能明显提升，理性表达、倾听回应的比例提高，情绪化争论减少，如在A区灯塔改造命名协商中，居民能围绕“寓意内涵”“社区文化”等核心要素展开讨论，最终通过投票确定“睦邻灯塔”名称，过程有序高效；二是参与持续性增强，“积分微光银行”与反馈机制使居民看到参与价值，骨干居民每月参与协商活动2-3次，普通居民平均参与次数从1次/季度提升至2次/季度；三是弱势群体参与改善，老年人通过“书记坝坝茶”“老年人角”参与次数增加，租户在“暖新驿站”建设协商中积极建言，诉求得到充分体现；四是矛盾化解效率提升，通过协商解决垃圾分类、环境整治等问题15件，平均协商周期从第一阶段的3次会议缩短至2次，决议执行率从60%提升至90%。
图7.居民提议稿
图8.灯塔改造效果图
党建引领与居民参与的协同效果凸显：社区党委通过搭建平台、完善机制，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党员在协商中发挥带头作用，60%的议题由党员牵头提出，80%的监督小组成员为党员；居民在党组织引领下逐渐形成“有事好商量”的共识，党群关系更加密切，社区党委的公信力显著提升。
4.2.4反思：长效机制建设的进一步优化方向
第二阶段反思聚焦长效性问题：一是积分兑换的可持续性，现有积分主要依赖社区经费支持，长期运行需拓展资金来源，如链接企业赞助、公共收益分成等；二是培训内容的动态调整，居民协商能力提升后，需增加复杂议题协商、跨社区经验交流等进阶内容；三是平台功能的深度开发，线上小程序需增强互动性，如增设实时讨论区、视频协商功能，更好满足年轻群体需求；四是多元主体的协同深度，物业公司、业委会的参与主动性仍需提升，需通过制度明确其在协商中的权责，避免“居民热、企业冷”现象。这些反思为后续机制固化与推广提供了方向。
5.1居民协商治理能力提升的核心路径
5.1.1认知重塑：党建引领下的权利义务教育与协商文化培育
党建引领是认知重塑的核心动力。基层党组织应通过政策宣传、文化活动等方式，强化居民对协商权利与责任的认知：一是开展权利义务教育，通过“书记讲政策”“法律进社区”等活动，讲解《物业管理条例》《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关于居民协商权利的条款，明确居民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二是培育协商文化，以“睦邻”文化为核心，组织“邻里节”“协商故事分享会”等活动，宣传“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理念，营造“主动参与、理性表达、尊重差异”的协商氛围；三是强化公共利益认同，通过社区历史回顾、公共空间改造等项目，唤醒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引导其在协商中平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如蓝谷地社区通过挖掘灯塔老故事、打造“睦邻连心桥”，增强了居民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
5.1.2技能赋能：“理论培训+实践演练”的分层能力提升模式
技能赋能需兼顾理论与实践，针对不同群体实施分层培育：一是基础技能培训，面向普通居民开展协商规则、表达技巧、倾听方法等基础培训，通过《居民协商手册》、短视频教程等通俗易懂的形式，降低学习门槛；二是专业能力提升，对骨干居民、党员代表重点培训议题组织、冲突调解、利益整合等专业技能，通过“模拟协商”“案例复盘”等方式强化实战能力；三是实践锻炼平台，搭建“种子小组”“楼栋议事会”等小型协商载体，让居民在解决楼道堆物、绿地认养等小议题中积累经验，逐步提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蓝谷地社区的实践表明，“培训+实践”的模式能使居民协商技能在3-6个月内明显提升。
5.1.3行为激励：构建“参与-反馈-受益”的正向循环机制
行为激励的关键是让居民看到参与价值，形成持续参与的动力：一是建立多元激励体系，推行“积分微光银行”“荣誉表彰”等制度，将参与协商与社区服务、物资奖励挂钩，同时通过“协商达人”“议事先锋”等称号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二是完善反馈机制，对协商决议的执行进度、效果进行定期公示，通过“成果展示墙”“线上进度条”等方式让居民直观看到协商成果，如蓝谷地社区在“睦邻会客厅”展示彩虹道建设、睦邻共享花园等项目的前后对比图，增强居民的参与成就感；三是强化利益联结，优先将居民关注的民生议题纳入协商范围，让居民通过参与直接改善生活环境，如停车问题、设施维护等，使居民感受到“参与即受益”，形成“主动参与—问题解决—更多参与”的正向循环。
图9.正向循环机制图
5.2强化党建引领效能的治理对策优化建议
5.2.1优化引领方式：从“行政推动”转向“服务引导”，党组织下沉协商一线
基层党组织应转变治理理念，将引领重心从“行政命令”转向“服务支持”：一是下沉工作力量，社区党委成员、党员骨干包联网格，定期参与楼栋协商活动，倾听居民诉求，而非仅在居委会等待意见上门；二是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组建“党员协商服务队”，党员在协商中带头遵守规则、理性表达、妥协让步，为居民树立榜样；三是强化服务保障，党组织为协商活动提供场地、物资、技术等支持，如蓝谷地社区党委改造“睦邻会客厅”、设置线上投票小程序，为居民协商创造便利条件；四是避免过度干预，党组织在协商中扮演“组织者、引导者”角色，而非“决策者”，尊重居民的主体地位，确保协商成果反映居民真实意愿。
5.2.2完善平台载体：打造“线上+线下”多元协商空间
平台载体需满足多元群体的参与需求，实现“全方位、便捷化”覆盖：一是优化线下物理空间，打造“睦邻会客厅”等固定场所，配备舒适设施与议事工具，营造轻松氛围；同时拓展非正式协商空间，如利用社区公园茶社等场所开展“坝坝茶议事”“散步议事”，适应老年人等群体的参与习惯；二是设置线上数字平台，设置微信投票小程序，实现议题征集、线上投票、意见留言等功能，方便年轻群体、上班族参与；三是建立“15分钟协商圈”，在小区设置意见收集点、议事公告栏，确保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能找到协商渠道、获取议事信息；四是强化平台功能整合，线上平台与线下场所联动，如线上征集的议题在线下会议深入讨论，线下协商成果在线上公示反馈，形成“线上线下无缝衔接”的协商闭环。
5.2.3健全保障机制：建立居民协商能力培育的常态化培训、资源投入与评估制度
机制保障是能力提升的长效支撑，需构建“培训—激励—评估—反馈”全链条制度：一是常态化培训制度，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定期开展基础培训与进阶培训，培训内容根据居民能力短板动态调整，师资可整合社工、律师、高校专家等专业力量；二是资源投入制度，将协商能力培育经费纳入社区年度预算，同时通过链接社会资源、申请公益项目等方式拓展资金来源，保障场地建设、培训开展、积分兑换等需求；三是能力评估制度，建立包含认知、技能、行为三个维度的协商能力评估量表，每半年开展一次评估，准确把握居民能力变化，为培训提供针对性依据；四是长效反馈制度，成立居民监督小组，对协商决议执行情况进行跟踪，每月公示进度，对未落实事项分析原因并重新协商，确保“议而有决、决而有行、行而有果”。
5.2.4构建联动格局：党组织统筹下的“居民—居委会—社会组织”协商治理共同体
多元协同是提升协商效能的关键，需打破“单打独斗”局面：一是明确主体权责，通过社区公约或协议，明确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在协商中的角色定位，如党组织负责统筹引领，居委会负责组织实施，业委会、物业负责执行落实，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支持；二是建立联动机制，定期召开“多方协调会”，通报协商进展，解决协同中的难点问题，如蓝谷地社区每月召开“党建引领治理联席会”，协调物业、业委会参与协商活动；三是引入专业力量，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引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社会组织，为协商活动提供流程设计、技能培训、冲突调解等专业支持，弥补社区专业能力不足；四是鼓励跨界参与，邀请辖区企业、学校、医院等单位参与协商，整合资源解决社区难题，如蓝谷地社区联合金苹果幼稚园开展亲子协商活动，联合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成龙分校参与公共空间改造，拓展了协商的资源与视野。
图10.构建联动格局图
6.1研究不足
本研究虽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研究范围局限，仅以蓝谷地社区为案例，研究结论的普适性需在更多类型社区（如老旧小区、涉农社区）中验证；二是评估深度不足，对居民协商能力提升的长期效果（如1年以上的行为改变）缺乏跟踪评估，难以全面把握能力培育的持续性；三是机制可持续性探讨不足，对“积分银行”“专业社工支持”等措施的长期运行资金来源、人力保障等问题分析不够深入，实践推广可能面临障碍。
6.2未来展望
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深化：一是扩大研究范围，选取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社区开展对比研究，提炼党建引领居民协商能力提升的共性规律与差异化路径；二是完善评估体系，引入长期跟踪评估，结合质性访谈与量化数据，全面分析能力提升对社区治理的长期影响；三是探索可持续机制，研究如何通过市场化运作、社区基金等方式保障激励与培训制度的长期运行，增强实践推广的可行性。
对同类社区的实践启示在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居民协商治理能力提升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社区党组织需转变理念，从“管理居民”转向“赋能居民”；通过搭建多元平台、完善机制保障、强化实践锻炼，让居民真正成为协商的主体、治理的主角；唯有如此，才能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目标。蓝谷地社区的实践表明，只要坚持党建引领、聚焦居民需求、持续创新实践，就能唤醒社区治理的深层活力，让“陌邻”变“睦邻”，化“痛点”为“亮点”，书写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生动篇章。
图11.家园蝶变图鉴
参考文献：
[1]李杰.城市社区居民协商参与能力提升的制度逻辑[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22（03）：241-247.
[2]许亚敏.城市居民参与社区协商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3-09-01.
[3]沈立里.社区治理中的协商道德教育研究[D].徐州：中国矿业大学，2023-12-01.
[4]陈旭.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共识、场域重构与路径优化[D].长春：吉林大学，2020-09-01.
[5]唐银桧.增能视角下社区贤达能人协商治理能力培育的行动研究——以重庆市R街道X社区为例[D].重庆：四川外国语大学，2023-04-01.
[6]孙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22-06-10.
[7]莫桂华.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分析[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21-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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